Behind Trump’s Tariff Hammer
特朗普在上星期的所謂美國解放日宣佈他對其他國家徵收的所謂對應關稅(reciprocal tariffs)，完整地演繹了什麼是冒天下之大不韙。他以美國長期受到外國掠奪的虛假陳述為藉口，向差不多全世界經濟體徵收額外關稅，涵蓋範圍之大，屬歷史之最，但計劃卻不離特朗普一貫草率隨意和前後矛盾的本色。若美國的貿易逆差反映外國對美國的不公平對待，那美國對澳洲有貿易順差又代表什麼？為何仍要對澳洲徵收10%關稅？此外，美國的貿易逆差只出現在商品上，至於服務業貿易，美國則是全球最大出口國，去年有0.3萬億美元的順差，抵消了商品貿易逆差1.22萬億美元的四分之一。當然，這些都沒有在特朗普的演説中提及。
至於對不同國家關稅稅率的制定，更是隨意妄為做法粗暴，看似專業卻欠缺經濟學根據，説是先計算外國對美國的平均關稅率，但内容卻完全和外國關稅稅率無關，全球經濟學界知悉有關計算方式後都大為譁然。這使人聯想起特朗普的貿易及製造業顧問彼得·納瓦羅 (Peter Navarro)，他之前在著作中引用一位名為羅恩·瓦拉(Ron Vara)的專家所述，來確立自己的觀點， 但後來承認這個所謂專家子虛烏有，只是自己杜撰的人物，用來抬高自己作品的認受性。納瓦羅是特朗普信任的顧問，在特朗普1.0時已效力白宮，未知這次對應關稅的計算是否也是他的手筆。無論如何，看來這段插曲很可能成為將來經濟史教科書中的一段笑話。
對應關稅的稅率高於市場預期，瞬即引發經濟和金融市場的震盪。按耶魯大學預算實驗室(Yale Budget Lab)【註1】的計算，在加入 4月2日對應關稅和之前宣佈的關稅，如對中國的兩次10%、對加拿大墨西哥的25%、對所有汽車和鋼材鋁材的 25% 等等之後，美國的平均有效關稅達22.5%，是1909年以來最高， 高於1930年經濟大蕭條剛開始時的「斯姆特-霍利關稅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耶魯的預算實驗室亦估計各種關稅共會推高美國短期物價 2.3%、導致每住戶平均減少3800美元的消費、及降低2025年美國GDP實質增長率0.9%，後果嚴重，而這還未考慮其他國家對美國的反制政策。特朗普的關稅既然給美國經濟帶來較大程度損傷，為何他和幕僚仍樂此不疲、層層加碼？
特朗普2.0的經濟政策可從兩份報告看出端倪，雖然他聲稱與他個人無關。其一由傳統基金會發表， 針對美國本土及各政府部門，簡稱為「2025計劃」(Project 2025)【註2】，其二由剛上任的美國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史蒂芬·米蘭 (Stephen Miran) 編寫，由另一個智庫發表， 內容是美國和全球貿易金融的關係【註3】。兩者的共同點，是對現有制度的不滿，並提出大幅改革的方案。
米蘭認為美國經濟有一個重要問題，就是美元資產作為主要外匯儲備的地位。自從1971年美元與黃金脫鈎後，雖然眾央行仍持有黃金，但美元資產特別是美國國債日趨成為各央行的主要儲備。隨著世界經濟增長，對外匯儲備資產的需求亦增加，有關需求使美元匯價高企，一方面抑制了美國的出口，另方面增加美國的入口，打擊了美國的製造業。換句話說，美國提供儲備資產的角色，負擔越來越重。 米蘭認為其他國家應該付出部分成本，方法是美國對外國徵收關稅、及讓美元貶值。
很多論者以美元資產為全球主要外匯儲備，對美國大大有利，因為外國要持有沒有內在價值的美元，須先將有價值的產品出口到美國。多年前法國已稱之為美國「囂張的特權」(exorbitant privilege)。這裏反映出對美元如何流向外國的理解不同，米蘭及一些經濟學者認為好些國家要持有美元作為外匯儲備或投資工具，便壓抑消費增加儲蓄，將餘下的產品出口到美國，因而對美國有貿易順差。但可能有更多的經濟學者認為美國政府與個人都過度消費，包括外國產品，導致貿易逆差，而逆差由發行更多美元支付給外國來填補。
無論如何，米蘭認為需要用關稅和匯率來改變當前情況。他一方面不想美國放棄美元作為外匯儲備資產的地位，繼續享有囂張的特權。前不久，特朗普也提到，金磚國家若要發展替代美元的貨幣，便會受到美國關稅的懲罰。但另一方面，又要外國來埋單，這和特朗普交易性的做事方式一脈相承。由於多個國家均持有美元外匯儲備，所以特朗普對差不多所有國家都加徵所謂對應關稅，無論該國和美國的貿易是順差或逆差。對美國外貿順差越大，有可能持有更多美元外匯，便要面對更高的關稅稅率。這或可解釋美國計算對應關稅稅率的方式，但是否特朗普團隊的本意，則不得而知。
關稅提高了外國產品在美國的美元價格，減少美國消費者購買外國貨， 這正是關稅的一般原意，旨在 給國內缺乏競爭力的企業一些生存空間，同時也明顯指出關稅由美國消費者而非特朗普口中的出口國承擔。但價格上升，難免有違美國人民意願，畢竟特朗普去年底選戰得勝，主要原因是美國選民因通脹而不滿拜登政府。現在同時對多國提高關稅，進口產品及本土替代品價格都會上升。就這一點，米蘭提出他的「貨幣抵消」(currency offset)看法。他認為美國徵收關稅後，出口國的貨幣會貶值，一是美國對外國產品的需求減少，對外國貨幣的需求也同時減少，二是出口國或會主動貶值來促進出口，抵消美國關稅的壓力。由於出口國貨幣在國際市場的購買力因貶值而削弱，米蘭認為也算是承擔了美國關稅的負擔。他指出2018-19的第一輪中美貿易戰後，美國並沒有出現通脹。查看有關數據，這一輪美國對中國不同產品徵收了不同的關稅率，總平均低於20%，而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從2018年中至2019年底貶值了約10%。
然而，今年美國的各種關稅差不多覆蓋全球，平均稅率是上面提及的22.5%，對美國物價的影響自然大於2018年。米蘭的貨幣抵消效應可以緩和多少美國通脹，是一個疑問。 目前關稅戰才剛揭開序幕，各國還在籌謀如何應對，會否如中國般來個大力還擊，仍然未知。若你來我往地加徵關稅，物價與通脹的波動，會有多少貨幣匯率的變化來抵消？
此外，假設其他貨幣都如米蘭所說，在美國關稅後有一定的貶值，但那表示美元仍然高企，又回到問題的起點，美國繼續貿易逆差和對外欠債，外國繼續增持美元資產作外匯儲備。這便引申到媒介最近常提及的「海湖莊園協議」(Mar-a-Lago Accord)。1985年的廣場協議，起因亦是美國的貿易逆差。會議中美國迫使日本和西歐諸國將貨幣升值，變相讓美元貶值，不然美國會向這些國家的商品加徵關稅。現時特朗普政府或在考慮重施故技。這也許是特朗普建立一個對全球徵收關稅機制的原因。不過，與40年前不同，今天美國的貿易逆差，主要並非源於它的盟友，而且經過數十年的全球化，美國與眾多經濟體都有貿易逆差。為了加強管控， 特朗普會引入國防保護傘為條件。若要得到美國的軍事保護，有關國家最好將貨幣兌美元貶值， 也就是替美國分擔了維護美元國際地位的成本。歸根究底，又是回到特朗普凡事都是交易的本質。然而，再度上任不足三個月，特朗普的反覆與團隊的低能，很快已消耗了外國對美國的信任。美國的保護傘還有多少價值？
對特朗普政府而言，關稅既是目的也是手段。除了上面提及的，關稅可以直接為政府帶來收入，雖然不足以取代主要稅項；也可以推動些許再工業化，但難以回到美國工業的輝煌年代，而且發展工業並非一蹴即至，美國經濟可以在高關稅下持續多久仍待觀望。歸根究底，美國的關稅大棒危險的 不是關稅本身，而是特朗普對關稅和貿易的認知，和他團隊的辦事能力。不幸地，全球經濟就因這些人瞎折騰，而折騰才剛開始。
註1：https://budgetlab.yale.edu/
註2: https://static.project2025.org/2025_MandateForLeadership_FULL.pdf
註3：https://www.hudsonbaycapital.com/documents/FG/hudsonbay/research/638199_A_Users_Guide_to_Restructuring_the_Global_Trading_System.pdf
陸炎輝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榮譽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五年四月九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