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EJ Column

具體經濟學：從赫希曼的《退出、發聲與忠誠》說起

深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兼政治思想家阿爾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以其對經濟發展和社會變遷的理論而聞名。他的著作《退出、發聲與忠誠》（Exit, Voice, and Loyalty）深入探討了企業、組織和國家面對衰退時的反應機制。

此著緣起於赫希曼在尼日利亞的經歷。赫希曼發現，即便面臨來自卡車和巴士服務的競爭，尼日利亞的國家鐵路服務質量仍非常糟糕。根據傳統經濟學的觀點，這一現象令人費解：競爭當能提高服務質量。然而，赫希曼的見解是，競爭還提供了替代選擇。當巴士和卡車服務成為可行選項時，即使鐵路服務質量下降，對乘客而言也不再那麼難以忍受，因為相較於鐵路獨佔長途運輸時，乘客現在有其他選擇。過去乘客或許會對鐵路服務質量的下降「發聲」抗議，現在他們則選擇「退出」，從而加速了服務質量的衰退。

從赫希曼的洞見中，我們能學到什麼呢？答案並不是經濟學本身有誤。經濟學並非無條件地認為競爭是有益的，單純宣稱競爭有益是壞的經濟學（更準確的說，那些只弘揚這一觀點的是壞經濟學家）。我們應該從中學到的是，運用經濟學推理時需要關注背景和細節。換句話說，好的經濟學必須是具體的。

經濟學的根本原則在於，是人在作出決策。要更深入地理解世界，我們需要研究的是有血有肉的作決策的人，而非抽象的符號。具體的經濟分析要求明確界定有哪些參與者，描述他們能做什麼，想要什麼，知道什麼，相信什麼。這為什麼重要呢？只有說清楚這些，經濟學分析才能更好地描繪出各式各樣參與者所面臨的激勵和限制。赫希曼分析中的一個基本出發點是，鐵路服務的經營者是公職人員。與私人企業主不同，他們的動機不是最大化利潤，而是追求無需面對顧客投訴的舒適生活。如果不說明這一點，分析的結果就會變成競爭提高（而非降低）質量。

能做什麼（可行的行為）

具體經濟學的首要要求是，要描述這些參與者可行的行爲。經濟學的核心是取捨：參與者無法魚與熊掌兼得。但當經濟分析流於抽象時，參與者的行為往往被過度簡化。以分析顧客為例：當服務不佳時，他們的唯一選擇似乎只是透過「用腳投票」的方式離開，尋找更好的服務提供者（如果有的話）。然而，赫希曼的關鍵貢獻在於指出，顧客的可行行動不止一種。除了選擇離開，顧客還可以選擇發出自己的聲音，這種發聲行為能夠幫助公共組織中的官員糾正他們的錯誤。

想要什麼 （偏好）

具體經濟學的又一核心要素是對個體偏好的深入理解。抽象的經濟分析通常會過於簡化偏好，只考慮個人對消費和休閑的追求。然而，日常經驗表明，個人（特別是那些在組織頂層的人）也重視一些更為非凡的要素，如權力、地位和人際關係，不一而足。

赫希曼強調，對組織的忠誠是構成偏好的重要部分。他把忠誠理解為一種退出組織的心理成本。這意味著，當組織深陷困境，按常理成員理應離開，但忠實的成員仍會選擇留守。忠誠對於組織的恢復力至關重要，因為它留住了成員，讓組織有機會東山再起。然而，忠誠同時也具有雙面性。過度的忠誠可能導致成員對組織的錯誤視而不見。

知道什麼 （資訊）

強調資訊，尤其是不完整和不對等資訊，是近半個世紀以來經濟學最重大的進步。遺憾的是，赫希曼撰寫他的著作的時間點位於資訊經濟學革命之前。如果考慮到資訊的不對稱性和不完整性，赫希曼必會對忠誠提出新的見解。

赫希曼假設組織領導層非常清楚成員的忠誠度和組織衰敗的程度。然而在實際情況中，成員對於自己的忠誠程度以及組織衰退的程度往往比領導層有更深入的瞭解。如果批評組織的表現被當作是不忠的跡象，組織成員可能就會避免使用「發聲」來指正組織的錯誤。更糟的是，他們可能會通過「唱讚歌」的方式來顯示自己的忠誠，這樣做反而會混淆組織的真實狀態，並加快其衰敗。缺乏退出的選項，再加上資訊不對稱，導致的結果是有效的忠誠無法存在。

相信什麼（信念）

在穩定環境下，若個人可行的行動、偏好和資訊已知，則其行為變得可預測。然而，在不確定的環境中，個人的信念也對行為預測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赫希曼在其著作中詳細探討了越南戰爭期間的情況，指出詹森總統的政府官員們在私底下對官方政策持有異議，但他們因為擔心失去影響力而沒有（至少在公開場合上）發聲抗議。同時，這些官員也不願意選擇離開（辭職），因為他們相信留在體系內部默默努力對政策的形成影響力更大，而辭職則會導致他們失去進行政策建言的機會。這些信念是否正確？其背後的原因是什麼？這些問題是社會科學的中心議題，也是當代經濟學研究的重點話題之一。

赫希曼在其著作中寫到，信念通常具有很強的慣性。如果社會習慣通過退出機制來應對組織惡化，那麼它就會低估發聲的價值。如果一個組織總是選擇發聲，它可能會忽視退出的作用。信念的慣性之所以形成，是因為我們無法觀察到未被選擇的政策是否效：對那些未發生的事情，我們可以持有任何看法，尤其是那些讓我們自我感覺良好的看法。因此，即使世界和現實已經發生了徹底的變化，我們仍可能堅持錯誤的信念。

不過，錯誤的信念最終難免在客觀現實面前碰壁。此時，劇烈的政策逆轉就會突然發生。此一劇變被稱為「間斷均衡」（punctuated equilibrium），因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諾斯（Douglass North）推廣而流行。當然，長期的錯誤觀念和政策以及它們最終的突變，不只是學術討論的範疇，還可對每個人的生活產生深遠的影響。

多樣性

除了單一參與者的可行的行為，偏好，資訊，和信念，具體經濟學亦須探討參與者之間的多樣性。赫希曼運用發聲與退出的理論框架，研究如何改善公共教育的品質，並提醒在透過私校的競爭以改善公共教育方面，個體的多樣性（指人所擁有的資源以及對教育質量的偏好）或可構成障礙。

具體地說，私校透過提供更高品質的教育，吸引了那些更重視教育品質且有能力支付昂貴學費的家長。但正是這些家長，在使用「發聲」來提升公立學校品質方面最積極也最為有效。一旦他們選擇將孩子送往私校，公立學校便多留下那些對教育品質關心較少、也較無力發聲的學生家庭。這導致公立學校的質量逐漸下滑。對於那些關心教育品質但無力承擔私立學校學費的家長來說，此乃一大悲劇。

內生性

具體經濟學藉由納入相關背景訊息來增進對行為的瞭解。但有時如此詳盡的訊息會對經濟分析構成挑戰。例如，若個人面臨多個可供選擇的行動，行動之間便可產生各式各樣、錯綜複雜的互動。以退出和發聲為例，前述討論似乎暗示退出會使發聲多餘，因為一旦退出，個體就無需再發聲。然而，在其他情境下，退出可能助力發聲：人們正是因為知道情況若惡化，他們可以選擇退出，所以才更願意提出自己的看法。

究竟退出有助還是有礙於發聲？ 這個問題似乎令人困惑。但其實，這個問題本身有問題。因為退出和發聲均為內生（endogenous），也就是由給定環境之後的結果。區分哪些因素是外在給定的（exogenous）以及哪些是由參與者在給定環境中做出的選擇，是經濟分析幫助清晰思維的不二法門。在很大程度上, 經濟學分析的核心就是研究外在情況的改變如何影響內生後果。

退出行為是內生結果。退出成本才是外生因素。當退出成本低時，組織成員無需訴諸發聲，因為他可以簡單地選擇離開。相反地，當退出成本非常高時，組織成員也不會選擇發聲。因為如果發聲導致組織的報復或懲罰，組織成員還無法退出，下場將難以想像，保持沉默才是更安全的選擇。 但若退出成本不高不低，個人就會傾向發聲。一來退出代價不菲，二來亦毋須過份擔心因發聲而可能受罰（總有退出的後著）。換言之，發聲與退出成本之間的關係呈反Ｕ形曲線。

這一分析顯示，明確界定外生因素與內生行動可以釐清退出和發聲之間原本含糊的關係。不過，定奪哪些因素是外生，往往是藝術而非科學。

均衡反應

在赫希曼的著作中，他通常假設發聲是有效的，其隱含的前提是組織的高層會對這些發聲作出有益的反應。換言之，這本書大體上將高層官員的行為視作是外生的（也是不具體的）。

但在書中倒數第二章中引述的一個故事中，赫希曼提及高層怎樣通過將異見者馴化，而令其發聲失效。馴化的手段是給異見者編派「官方」角色。當異見者的立場變成意料中事，異見的意義就被削弱了。

故事作者為湯姆森（James Thomson），原載於《大西洋月刊》， 值得引述如下：

「一旦波爾先生表達疑慮，高層就向他熱烈招手，加以馴化：鼓勵他成為內部的越戰唱反調者。結果不出所料，逐步升級的過程令此君不時獲邀發表意見，我猜他定必得意洋洋（他正為正義而戰）；其餘袞袞諸公也得其所哉（全力作出傾聽和平主張的姿態）；雙方不快之情於是消弭於無形。」

這最低限度的不快之情，大致上是一種「均衡」狀態。當發聲引致不和，眾所共嫌，系統容易走向和諧的均衡。但如此均衡會產生不堪設想的結局。表面和諧往往猶如曇花一現，無助於解決深層次的矛盾。一個缺乏有效發聲機制的組織，遲早會漸趨衰敗而沒落。

好的經濟學必須具體，而實踐具體必先瞭解參與者。在個人層面，各參與者有何可行的行動、偏好、資訊、信念？整體而言，有關分析能否充分顧及參與者的多樣性、內生性，以及均衡反應？這七大元素是好的經濟學的基本清單。它們既是經濟學的支柱，也是撥亂反正的武器。 經濟體的發展可以有南北之分，但經濟學元素並不分東西。

李晉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管理及商業策略、經濟學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此為更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