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g Kong needs more Resilience than Robustness
近日筆者與親友以及同事、學生交流,始終離不開兩個問題。一是新冠疫情過後,香港會恢復到疫前那樣嗎?二是這段期間離開香港的人,有多少會回來呢?一波波疫情下來,不少人對未來悲觀了許多,不敢預期明天會更好,但求至少可以回到從前;這種心態大概不是香港人獨有。
所謂時代的一粒灰,落到個人頭上便是一座山。任何社會經受重大波折,生活其中的個人都不免心生惶恐。本地經濟能否迅速恢復到以前的穩健,甚或更上層樓,取決於整體社會的堅韌程度。
一個社會是否堅韌,靠的不是個人的忍耐力和企業的適應力,而是整個社會的協調運作,特區政府的施政對此至關重要。
在經濟學中,韌性(resilience)指的是一個社會在遭受挫折之後,能否快速恢復經濟民生的能力。與此相比,剛強(robustness)指的是在外力衝擊下仍足以保持穩健的能力。
當前國家競逐富強,個人追求財富,經濟強勁增長自然成為社會的首要目標。哪個經濟體能夠咬定青山不放鬆,無論經受多少經濟周期的跌宕起伏,都能堅定不移地追求本地生產總值高增長,便為世之楷模。然而,當新冠疫情之類的巨大天災人禍陡然而至,再穩健的經濟體也給打個七零八落。
危機之下,社會的短板顯露無遺:關鍵民生物資短缺、醫療資源擠兌、中小企業倒閉、低收入者生活艱辛、老弱者缺乏照顧。一個有韌性的社會,在這些問題出現未幾就能加以解決,讓社會迅速回復正常。這種能力比起扛住一時外力衝擊的剛強更加難得。
既然韌性社會如此難能可貴,為什麼不見政府在這方面多加倡導多加建設呢?因為建設韌性並非無本生意,社會需要付出代價。舉個簡單的例子,疫情乍起,禁足令下,市民需要囤積生活必需品。超市商舖要應付突然倍增的需求,就必須儲蓄富餘的庫存,甚至不惜過度囤貨。複雜一點的例子是疫情衝擊下的供應鏈斷裂。許多企業原本所採取精準調配的及時管理(just in time)模式,卻不得不讓位予東拆西借的應急管理(just in case)模式;後者的成本要比前者高得多。
面對百年一遇的公共衞生危機,各種社會問題一觸即發,要照顧好各個範疇,有賴強大的公共財政。香港歷經幾波疫情的洗禮,還能保持經濟穩定,社會秩序井然,民眾安居樂業,跟其根基厚實、特區政府儲備充足不無關係。美國疫情後期經濟強勁復甦,一定程度上得益於美國政府的「直升機撒錢」(helicopter money)政策,維持了需求的韌性,但其中造成的資源浪費卻也無可奈何。
建設韌性社會的另一棘手之處,在於面對市場失靈,政府將如何干預?當社會面臨系統性衝擊,一是不確定性大升,前景莫測,市場難以定價,風險無法分散。二是對醫療、物流之類的需求劇增,但公共產品的供給卻因為價格管制和按需分配的規限而彈性極低,稍微失調便面臨擠兌的風險。三是人人自危之下,稍有風吹草動,少數人的行為便會引發大眾的連鎖反應,出現嚴重的負面界外效應(negative externality)。這種情況下,市場失靈無可避免,政府不得不積極干預。
政府在危機時刻干預經濟,維護社會韌性責無旁貸,但也面臨三大挑戰。一是在現代公民社會,政府不能硬靠強權,而應透過游說的方式來引導公眾行為。如果政府缺乏公信力,就算三令五申要民眾少聚集,不囤貨,勤戴口罩,接種疫苗,也只會言者諄諄,聽者藐藐,政令難以奏效。綜觀北美洲、歐洲乃至亞洲,疫情控制較好、民怨較少的地區,多半政府公信力都較強。筆者以為,特區政府歷來強調執行力,現在應當重點增強公信力。
政府干預的另一問題是政策剛性。得以高效執行的政策往往具備清晰的目標,但是一旦指標化,政策就容易趨於剛性。比如說,抗疫「清零」政策確實有利於全面動員社會資源,並且協調各種措施從而有效管控疫災。然而,當「清零」政策與科學防疫相悖,卻又被定為能上不能下的硬指標,各種經濟民生問題便接踵而來。更糟糕的是,政策剛性往往壓抑市場發揮作用,弱化經濟彈性,問題一旦出現便難以糾正。
政府干預的一大弊端來自政府行為政治化。在英美式的民主國家,政治化往往體現在政府為了討好選民,而制定短期有利但長期有害的政策。依筆者之見,目前美國出現揮之不去的通脹,跟民主黨把政策作為取悅選民的工具不無關係。在以威權體制為主要管治方式的國家,政治化則體現於地方政府對自上而下的指令盲目服從,甚至想方設法去迎合教條主義的政治口號。這樣一來,政治掛帥,不僅導致政策目標單一化,政策執行顧此失彼,而且社會形成政治高壓,抑制自由度和創造力,社會韌性也就無從談起。
必須強調的是,筆者並不認為堅韌與剛強對立相斥,而是認為當兩者出現衝突的時候,退一步保持堅韌比只顧勇往直前更重要。事實上,一個堅韌社會對經濟的長期增長更為有利。這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者Markus Brunnermeier在最近發表的一本著作The Resilient Society中提出的一個主要觀點。他指出經濟增長的泉源來自科技創新,而創新必有風險,一個有韌性的社會能助企業家或創新者渡過難關,以免他們一蹶不振。這樣,韌性社會形成的保護機制,便成為創新型經濟活動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細想一下,這個觀點對香港發展高科技不無啟發。金融行業雖然規模龐大,市場活躍,但存在兩大不可忽視的弱點。其一,香港金融市場同時受到國際金融市場和內地經濟環境的制約,發展被動,韌性不足。其二,本地風險投資缺乏活力,金融業對特區經濟的作用守成有餘,但推動創新力度則嫌不足。因此,香港經濟能否向高科技轉型,很大程度取決於金融業能否增強經濟韌性。
建設一個韌性社會需要諸多條件,包括產業協調發展、社會環境寬鬆、政府增強公信力、市民提高公共意識;這一切都離不開人才。大量經濟學研究證明,人力資本富裕的地方,不僅經濟增長率較高,而且在經濟周期的波動中,也能較快地走出蕭條困境。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日本,其主要城市雖在戰時遭受摧毀,全國上下仍能靠着雄厚的人力資本,從滿目瘡痍中快速實現復興。
聚焦本港,在人才方面正面臨兩大問題。一是近兩年出現人才流失的跡象;二是本地人才青黃不接,年輕一代缺乏新時代所需的知識結構。兩者都是迫於眉睫的問題。然而,從近日報章評論看來,特區政府似對人才問題重視不足,筆者將在本欄另文加以剖析。
吳延暉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副教授(經濟學、管理及商業策略)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