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rning the Tide on Gender Equality
作為婦女事業發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北京宣言》和《行動綱領》早於1995年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上已獲通過。然而據世界經濟論壇於2021年3月的《全球性別差距報告》（Global Gender Gap Report），性別平等進展受新冠肺炎影響而遭遇挫折，距離達標為期135年，較2019年的預期推遲36年。疫情中女性不但失業率高於男性，由於學校停課，更加重其照顧子女的責任。
事實上，解決性別不平等不但是社會問題，也關乎經濟表現。因為提升女性地位所作的投資可創造就業機會和提升本地生產總值（GDP），從而有助促進經濟發展甚至競爭力。
按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估計，任何成員國若能把勞動力中性別差距縮減50%，就能在2030年讓國內的GDP提升6%左右，足見性別平等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
隨着女性教育程度逐漸提高，加上男女比例失衡擴大，適婚男性人數減少，教育程度較高的女性更不易物色對象，遑論覓得配偶。「經濟獨立假設」（Economic Independence Hypothesis）指出，教育和工作成就高是削弱婚配機會的關鍵理由，原因是傳統的家庭分工取決於夫妻之間的生產力比較優勢。女性學歷或社會地位愈高，遲婚傾向也愈明顯。
根據特區政府統計處2022年7月的香港女性及男性主要統計數字，兩性比例較5年前進一步失衡。如【表】所示，每1000名女性僅得910名男性，相對於2016年，每1000名女性有925名男性，差距進一步擴大。此外，2021年男、女勞動人口分別是1923100人和1947300人，女性勞動人數首次超越男性。女性初婚年齡升至30.6歲，初次生育年齡延遲至32.6歲，生育率亦出現持續下降的趨勢。
Wong（2005年）對香港女性初婚年齡的社會經濟決定因素進行研究，結果與「人力資本假設」（human capital hypothesis）一致：學業和事業較有成就的女性傾向於遲婚。本地女性在教育和工作成就方面取得的進步，對於有關整體經濟轉型對初婚年齡有何影響的研究，極具參考價值。
年輕人愈來愈遲婚，尤其因為女性在事業上的參與度增加。從Yousefy和Baratali（2011年）的調查結果可見，擁有較高學歷的女性享有較高職位，大大有助事業發展。
1960和1970年代第二次女權主義浪潮期間，女權主義理論取得良好進展。女性勞動參與及社會地位提升之餘，促進平等機會的法律漸獲社會重視，對女性經濟地位的研究亦日益重要。女性主義經濟學應運而生，重點包括：一、在性別平等上更全面地理解支持生活和社會供給的過程，將性別理解為一個基本經濟類別。二、重視無償家務和育兒工作。三、重視社會整體福祉。四、將倫理標準納入經濟分析。
與新古典經濟學不同，女性主義經濟學質疑「獨立」的概念，因為生活上需要人們彼此照顧；不僅將性別作為分析中的一個「變量」看待，更視之為世界經濟運作的一個決定性因素。
Chinoda等（2021年）就2011年、 2014年和2017年期間25個非洲國家之中的金融技術、金融包容性和收入不均之間的相互作用進行研究，發現金融包容性有效地調節了收入不均。Loko與Yang（2022年）利用全球114個經濟體的新型金融科技數據，發現金融科技顯著改善了女性的就業福利，並減低性別不平等。
首先，數碼金融工具有助傳統金融體系以外的人群受益。根據世界銀行集團最新的全球金融包容性指數數據庫（Global Findex Database），現時仍有超過10億女性無法使用金融系統，超過70%的女性無法獲得金融服務。金融科技有望為女性在金融服務上提供更大的便利、隱私和安全性。
其次，利用替代數據，如數碼平台上關於消費者的訊息，金融科技可供貸款提供者在不依賴信用報告或評分的情況下，作出貸款決策，為女性申請人提供較靈活的服務。
再者，據國際金融公司本年估計，全球女性足以填補總值3000億美元的融資缺口。許多基於「大數據、小額信貸」理念的金融科技平台，可藉創造訊息資本以減輕資訊不對稱（information asymmetry）和放寬抵押要求，給予女性經濟賦權和創業機會，擴大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及其在商界的領導地位。
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20年一份報告，探討各國對性別平等的看法及對未來的期望，發現頗多人認為當工作稀缺時，男性應比女性獲得較多工作機會，但大多數人對本國性別平等的未來感到樂觀。在接受調查的34個國家中，平均有75%的受訪者認為本國女性最終可能擁有與男性相同的權利，只有5%相信本國女性已經獲得平等。至於對性別平等的期望，男性往往比女性樂觀；例如日本77%的男性（相對於58%的女性）表示，本國女性最終會或已經獲得與男性相同的權利。調查中對性別平等持樂觀態度的女性比例高於男性的國家，僅得尼日利亞和菲律賓兩國。
Equileap（2019年）就女性勞動力、高級管理層和董事會的性別平衡、同工同酬、育兒假、非歧視性招聘和晉升，以及供應鏈安全等綜合因素，對全球3000多家上市公司進行性別平等研究。結果顯示，在亞洲地區中，新加坡企業整體表現最佳，性別平等率為42%，日本企業為35%，香港為29%，皆遠低於53%的全球基準。
至於勞動參與率的性別平衡，新加坡和香港公司的比率分別為47.3%和42.5%，高於41.7%的全球基準；日本公司為40.4%，略低於全球基準。
任職高級管理層方面，新加坡和香港公司分別為33.7%和31.1%，略高於31%的全球基準；日本公司只得16.2%，遠低於全球基準。
至於在董事局的代表性方面，新加坡、日本和香港分別為17.5%、12.3%和15.3%，皆遠低於34.2%的全球基準。
同工同酬和性別薪酬差距是經濟平等的關鍵指標。一些國家如英國和冰島，已強制要求報告性別薪酬差距，以提高透明度。實現性別平等能為公司帶來「性別紅利」（gender dividend），即通過對女性的投資而取得的經濟增長。舉例來說，生育率較低可減輕女性的育兒負擔，以便騰出時間從事其他活動。另有研究顯示，性別多元化的企業，較能實現高於趨勢的回報和較低的風險。
總括而言，促進性別平等可以達致性別多元化，為兩性和社會帶來好處。公平、平等和正義是人權的基礎，每個人都應有機會充分發揮自己的潛力，而性別平等有助於締造一個破除界限的世界。隨着時間的推移，為經濟增長帶來更大的動力；通過提高就業和生產力，積極應對人口老化相關的挑戰。
參考文獻：
Chinoda T., Mashamba, T., and Vivian, A.（2021）, “Fintech, Financial Inclusion and Income Inequality Nexus in Africa”, Cogent Economics & Finance 9（1）.
Equileap. 2019）, “Gender Equality in Japan, Hong Kong & Singapore”, Special Report, March 2019.
Horowitz J., and Fetterolf J.（2020）, “Worldwide Optimism About Future of Gender Equality”, Pew Research Center.
Loko B., and Yang Y.（2022）, “Fintech, Female Employment, and Gender Inequality”, IMF Working Paper.
Wong O. M. H.（2005）, “The Socio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the Age at First Marriage among Women in Hong Kong”, Journal of Family and Economic Issues, 26（4）, 529-550.
Yousefy A., and Baratali M.（2011）, “Women, Employment and Higher education schoolings”, Procedia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15, 3861-3869.
謝國生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首席講師（金融學）
章穎芝女士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講師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八月三十一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