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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兩宗有關足球運動的新聞，大概受到不少球迷關注。其一是以球王美斯為主力的阿根廷國家足球隊在兩周前第三度贏得世界盃，16年後再將大力神盃從歐洲捧回南美洲。其二是為巴西三奪世界盃的另一球王比利在上星期因病離世。對一些香港人來說，足球是南美洲的主要聯想；對南美洲、特別是巴西和阿根廷的人來說，足球是國家的驕傲；對當地很多青少年來說，足球是個人前途和家人生活的主要出路。但南美洲足球運動的蓬勃，或許掩蓋了經濟長期停滯不前的現實。

為方便討論，這裏將南美洲擴至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包括了墨西哥和中美洲國家。世界銀行的數據把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Latin America and Caribbean）作為一個區域列出。按有關資料，這地區在2021年佔全球人口的8.3%及GDP的7.7%，即人均收入略低於全球的平均值。

經濟發展的重要目標是增加生產和收入，發展的快慢可以以人均收入是否接近或追上高收入國家（如美國）的水平為指標，即有沒有與後者「趨同」（convergence）。若果以此為指標，以購買力恒等的匯率來計算，拉美經濟一個多世紀以來沒有改善，甚至有些下滑。

按Maddison Project Database 2020【註】 的數據，在1860年拉丁美洲的人均收入是美國的36%，但隨後一直低於30%，在上世紀八十及九十年代更接近20%。這個比例沒有改變，不等於沒有經濟增長，只是經濟增長的步伐與美國相同，沒有拉近和美國的差距。這個比例下跌，則表示與美國的經濟距離愈來愈遠。還好，拉美經濟在本世紀有些少好轉，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該區的人均收入在2021年稍為升至美國的25%水平。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包括33個國家，它們的經濟表現自然有一定的參差，但總的來說，除了個別幾個國家之外，人均收入與美國水平相比，多年來並沒有很大的變化。

第一個比較特別的是阿根廷。阿根廷曾經是拉丁美洲收入最高的國家，從十九世紀到上世紀三十年代，人均收入約為美國的50%至60%，也是巴西的4倍到5倍。但自經濟大蕭條後，阿根廷的經濟有些一蹶不振，平均收入和美國比較逐步下跌，最近幾十年都在美國的30%上下，沒有什麼進步，可以說是掉進中等收入陷阱的最明顯例子。

第二個比較特別的國家是智利，它的人均收入在五十年代初是美國的40%，隨後下跌至九十年代初的20%，然後再回升至近十年的40%。智利的經濟發展有一段特別的插曲，就是社會黨在1970年選舉獲勝，領導人阿連德（Allende）成為智利第28任總統，是拉丁美洲首位通過民選執政的馬克思主義者，他上任後實施企業國有化及價格管制等政策。在美國的後院搞社會主義，自然不容於美國政府。通過中央情報局的幕後策劃和協助，智利軍人皮諾契特（Pinochet）在1973年發動政變推翻阿連德，並開始了長達17年的軍政府統治。

皮諾契特上台後重用一些在美國芝加哥大學畢業的經濟學者主理經濟事務，後者被統稱為「芝加哥男孩」（Chicago boys）。眾所周知，芝加哥經濟學派的主導思想為自由市場，政府在經濟活動的角色應減至最低，因此智利的經濟政策在數年內出現了180度的改變。

由阿連德上台的1970年到皮諾契特下台的1990年，智利的人均收入與美國比較，主要趨勢都是下降。在軍政府統治期間，一方面市場是開放了，但另一方面，權貴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也愈趨嚴重，很多以前的國有企業在私有化過程中都落到和政府有關的人手上。以市場為主導的經濟政策，沒有很快的推動經濟，要到八十年代中後期，智利的經濟才拾級而上，成為拉丁美洲表現最好的經濟體。

和拉丁美洲不同，亞太區經濟體的人均收入與美國相比持續上升，也就是愈來愈追上美國的水平。以亞洲四小龍為例，四個經濟體合起來計算的人均收入在1950年只達到美國的12%，但到2012年已經上升至78%。其中香港的人均收入已經和美國差不多，有些年份還超過美國。

拉丁美洲和亞太區經濟表現的不同，背後的原因很多，亦相當複雜。簡單來說，首先是發展策略的不同。二戰後至八十年代，拉美經濟體比較多依靠保護政策和進口替代來發展國內產業，而亞太區則以出口導向為主。比較兩種策略，後者更着重市場力量，汰弱留強、提升效率。

第二個主要分別，是拉丁美洲的宏觀調控政策常有失誤，導致通脹高企、匯率波動及債務危機等，給經濟帶來震盪和不確定性。雖然亞洲在上世紀末也出現過金融風暴，但總的來說，數十年來宏觀經濟的表現優於拉丁美洲。以1987至2021年的平均通脹為例，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的通脹率比東亞及太平洋地區高63%。

說到拉丁美洲的宏觀調控，自然要提及「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拉美經濟經歷過數十年宏觀失控的折騰、特別是八十年代的債務危機後，逐漸接受一系列新的經濟政策。1989年，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ion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經濟學者約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列出十項有關政策，並統稱為「華盛頓共識」。這些政策包括自由貿易、容許外資進入、國企私有化、保護產權、利率和匯率市場化，及嚴謹控制政府財政等等。

總的來說，就是新自由主義下的經濟政策，也是位於美國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主導思想。威廉姆森的原意是描述性的，以華盛頓共識這個名詞去概括上述政策，但這個名詞很快就變成指導性的，即經濟發展必須依據這些政策，特別是冷戰結束後，「華盛頓共識」似乎是經濟發展的唯一方程式。其後，由於中國的發展道路並不跟從「華盛頓共識」，有外國學者拋出「北京共識」來描述中國的發展政策，但中國政府和學界都不用這個名詞。

九十年代至今已三十多年，拉丁美洲的經濟或許比以前採用更多有關的建議。比如開放貿易，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外貿佔生產總值的比例，已由1990年的33%增加至2021年的55%，和東亞及太平洋的56%相若，但拉丁美洲的人均收入仍然和美國維持原有的差距，即長期停留在美國水平的20%至30%。

除了上述的發展策略和宏觀調控外，拉丁美洲的經濟發展還受制於很多其他因素，如區內的整合不足、出口產品單調、強烈的民粹主義、嚴重的收入不均等。邁入2023年，在眾多負面因素下，全球經濟不容樂觀，在缺乏明顯優勢的情況下，拉丁美洲亦難獨善其身。

【註】https://www.rug.nl/ggdc/historicaldevelopment/maddison/releases/maddison-project-database-2020?lang=en

陸炎輝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榮譽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三年一月四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