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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教授大学本科主修工程，但他对自己的学科不感兴趣。意识到自己热衷于运用数据分析研究社会问题后，邓教授转而研修经济学，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邓教授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美国为一间知名企业从事有关资讯科技的研究。纵使他的工作性质在某程度上与自己立志进行经济分析的梦想相近，但邓教授意识到作为一家大公司的小雇员，影响力有限。邓教授毅然踏上学者之路，借以建立自己的社会影响力，令自己分析研究的结果更广为人知。

然而，邓教授依然建议同学在成为学者前应先积累一些工作经验。丰富的工作经验不仅可以增强授课内容的可信性，亦可以为研究生提供更贴近现实的研究题目。因此，当一名女同学问邓教授自己应否前往非洲发展资讯科技时，邓教授指出，只要不存在安全隐患，他强烈建议她勇往直前。

在像美国这样的民族大熔炉中学习和工作了大半生，邓教授与不少来自五湖四海的人接触过。他观察到若一个人的成长环境越趋平稳安定，则他对事物的看法一般缺乏独特见解。比如在学术界，这些人通常都会选择研究一些较技术上的学问，例如计量经济学之类的课题。但相反，在动荡中成长的人往往会有一个非常清晰且具体的研究题目。比方说，印度人会热衷于解决贫困问题，而南美人会热衷于制止循环性的金融危机等等。故此，港大学生应该多参与海外交流计划以拓阔眼界，建立一个更成熟的世界观。

在中国市场于千禧年代初逐渐对全球开放以后，世界银行对研究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演变非常感兴趣。特别是研究中国本土出口中，国内成分与其市场开放度之间竟然存在着正面关系的现象。这与国际贸易的经典理论相悖，令世界银行大感不惑。

而这一道难题，在邓教授与世界银行的合作计划中被破解了。透过分析中国企业层面的数据，邓教授发现，由于进口外国原材料提高了中国企业的生产力，中国企业所生产的原材料亦因而变得更具竞争力。中国的出口商，最终亦顺理成章地从本地企业购买原材料制作出口货品。

这项研究不但得出一个破天荒的结果，过程中还成功产生一个专门将企业层面的数据转化至国家层面的计算模型。邓教授对于他能够把既有的知识，例如市场自由化理论，纳入研究的分析中感到非常自豪。他认为利用既有的知识来分析新现象可以刺激读者的思维，有利于知识的创造，亦令文章的水平得以提高。

邓教授同时也是一名经济发展学的专家。他指出，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都在遭受资源诅咒之苦。资源诅咒是指当全国的经济完全由单一产业所支撑，全国所有的资源都会自动被投放在发展该产业上，结果令其他产业无法进步的现象。万一主导产业崩溃，市场上将不会有另一个产业可以防止全国经济一同崩溃的灾难。由于香港的经济过分依赖房地产市场和金融业，因此香港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那该如何破解这个诅咒？邓教授认为社会必须传达一个清晰的信息，证明投身在非主导行业的人也能够有生活品质。要做到这一点，政府可以在资源分配上下手，而大学亦可以透过培养多样性的专才以辅佐一个新兴产业的发展。唯有透过不同持份者之间的合作，一个充满活力的新产业才能诞生，从而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

中美贸易战正处于关键时刻，许多学者都希望能够解决这一个全球危机。香港在中美之间占一特殊位置，且是邓教授的出生地，因此邓教授回归香港，旨在透过发布国际贸易相关的论文，激发地区性甚至地域性的讨论，对决策者带来影响。长远而言，邓教授希望能对世界产生正面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