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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经管学院副院长及亚洲环球研究所总监邓希炜教授最近在CNA上发表了演讲。他分享了对美中贸易战演变的分析，以及这些变化对香港、大湾区、中国内地及其他地区企业的影响。 邓希炜教授谈到了最新关税的影响： 大湾区：广东省作为高科技制造的中心，对贸易冲击的韧性较其他中国地区更强，这主要得益于相对较高的利润率。 内需增长：中国的私人消费占名义GDP的比例低于40%。中国需要提升内部消费，这是经济稳定的重要驱动力，以抵御外部压力。 多边主义：尽管美中紧张局势上升及地缘政治压力促使中国多元化合作伙伴，中国仍然坚持多边开放的贸易体系。 香港：美元对非人民币货币的贬值可能吸引更多游客，并促进本地消费。

在《南华早报》SCMP论坛“重新定义香港系列2025”上，港大经管学院副院长及亚洲环球研究所总监邓希炜教授强调，香港的债务对GDP比率显著低于新加坡、日本和美国等其他发达经济体。这为政府主动利用政府担保的债券来投资新的增长驱动力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因为历史上对大型基建项目的投资回报率是正面的。 在新加坡《海峡时报》发表的一篇相关文章中，邓教授分享了有关升级香港经济部门的见解，这些见解与前述观点一致。邓教授表示：“香港的高排名和全球认可的大学拥有大量优秀的基础科学和学术研究，这些研究应该具有一定的商业价值，需要被实现。” 他还强调了促进香港与大湾区其他城市之间更好协同的重要性。通过这些努力，香港可以解锁新的机遇，巩固这座城市作为不仅仅是金融中心的角色。

港大经管学院副院长及亚洲环球研究所总监邓希炜教授在接受《南华早报》和《信报》访问时分享了对财政预算的看法。他强调，政府正采取“保守的做法”来应对赤字，建议在2025-26财政年度减少2%的经常性开支，并在接下来的两年内持续进行类似的削减。他认为，为了解决结构性赤字，特别是政府提高收入以应对开支不断上升的能力仍未明朗，可能需要将削减开支的幅度提升至3%。 对于香港未来5年债务占GDP比率最高16.5%，邓教授形容为“完全安全”水平。至于人民币债券，对于需要及持有人民币的机构例如国企则有吸引力，虽然内地经济遇压力，但国企有资金流动性，年期为3至5年较合适。 邓教授亦强调，针对机构投资者发债成本较低。随著目前股市表现良好，零售投资者对债券的收益要求至少在4%至4.5%之间。因此，他建议应最大化机构市场的参与，因为3.5%的收益仍然具有吸引力。

香港经济目前正面临转型的种种挑战，尤其在地缘政治风险日益增大的背景下，这些困难尤为明显。尽管如此，港大经管学院副院长及亚洲环球研究所总监邓希炜教授接受TVB、有线新闻及香港电台等访问时，表示依然乐观。他指出，最新的财政预算案中包含了多项针对经济转型的措施，以及进取的减开支方案。他认为，分析香港财政时，必须区分短期和长期的影响。 邓教授对政府每年能减少2%经常性开支表示有信心，并相信在4年内可达成7%的减幅。对于社会福利、医疗卫生及教育三大方面开支均超过1000亿，他表示如新加坡一样，香港亦面对人口老化等问题，所以在以上三方面开支难免有大幅增长。 在债务方面，邓教授指出，香港的债务占GDP约10%，这比新加坡超过170%的债务比例要健康得多。他预期未来1-2年内息口不会上升，发行10-15年期的债券以支持长期的基建投资是一个非常合理的做法。 邓教授强调政府在理财方面需保持审慎，未来每年减少经常性开支，加上不同基金的整合，将为政府带来可观的收入，他亦指出，虽然基金回拨固然令财赤减少，但回拨基金亦令投资产生的回报减少。他认为，全球最低税和最低补足税可能每年为政府带来约150亿元的税收，但这也可能影响香港的竞争力，因此需谨慎评估外资流失的风险。最后，他指出，推动文化产业和吸引非国内游客将有助于提升香港的经济贡献。

港大经管学院今年初曾发表研究报告，指港府可充分利用债券计划额度发债融资，其团队成员兼该学院副院长（对外事务）邓希炜表示，从经济学角度看，并没有政府债务占GDP比率超出某水平便对经济构成危险的共识，现时政府未偿还债务占比未达到需要关注的水平，香港有空间再发逾千亿元债券，估计新一个财政年度发行额或与去年相若，如果融资所得是匹配长期基建支出，发行年期愈长愈好，即使未来相关比率逐步增至20%，依然具发债空间，关键是市场吸收程度和利息成本考虑。

由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Kaname Akamatsu）在1930年代提出的“雁行理论”（Flying Geese Paradigm），描述东亚国家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发展。雁行理论指出，作为“领头雁”的日本率先完成工业化，并通过外国直接投资带动其他国家发展，令东亚经济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梯度推进的产业分工体系，其结构有如天空中的雁群。此理论在二战后几十年的经济实践中得到验证，日本企业全球扩张的策略不但塑造了东亚制造业的格局，也成为后来中国、南韩等国家企业全球化之范本。

在歷史上一直是國際上重要貿易樞紐的香港，正面臨着來自亞洲其他貨運港口的發展、跨境電子商貿的興起，以及新冠疫情和地緣政治緊張局勢所造成的挑戰。越來越多的公司採取「中國+N」策略來擴展生產網絡和降低風險。 隨著中國及其周邊國家在亞洲推動工業發展，港大經管學院副院長及亞洲環球研究所總監鄧希煒教授認為香港必須重新定義其戰略策略性定位，專注成為中國與新興經濟體之間的門戶，識別在區域供應鏈中具有比較優勢的環節，並通過把握新全球化趨勢來應對地緣政治緊張局勢。

随着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香港的转口港地位逐渐减弱，尤其是在中药材的进出口方面。邓希炜教授指出，内地港口快速发展，令香港在这一行业的依赖性降低。他提到，内地的生产力不断提高，运输成本也持续下降。例如，香港处理一个货柜的成本约为2,000美元，需停留三到五天，而在深圳或上海，成本可以减半甚至更多。随着港口自动化和数位转型，香港面临的不仅是内地的竞争，还有来自亚洲其他港口的挑战。 邓教授强调，过去依赖转口贸易的行业必须寻找新的出路。他表示，「2000年左右，每一元来到香港再转口，我们可以赚取大概五毫；今时今日一元来香港再转口，大概只剩下两毫。」反映竞争加剧和成本压力增加，导致利润逐渐降低。他指出，这不仅影响中药材的出口，整体上出口都有类似情况，显示出香港在全球贸易格局中所面临的挑战。

随着香港面临人口老龄化和低出生率的问题，许多退休人士发现自己在财务上准备不足。港大经管学院副院长及亚洲环球研究所总监邓希炜教授在亚洲金融论坛（AFF）上分享了他的看法，指出「香港的养老寿险产品订阅量实际上非常少。」他进一步指出，香港的强积金（MPF）只能覆盖约40%的退休前收入，导致生活质量显著下降。 随着香港公共医疗系统变得越来越拥挤，而私人服务成本高昂，大湾区（GBA）提供了一个有前景的替代方案，那里的生活和医疗成本显著降低。邓教授还表示：「我们开始看到很多香港人北上消费……但越来越多的人也会北上进行常规的医疗和牙科服务。」他建议，一个潜在的方向是开发保险产品，以覆盖市民在大湾区退休时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