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十四五规划纲要》支持香港特区发展八大中心，其中之一是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所谓知识产权贸易，到底是指各国企业在港衍生的知识产权及申请的专利，还是连境外的专利也包括在内？香港又可凭哪些优势和潜力而成为知识产权贸易中心呢？

过去数月，笔者联同香港青年工业家协会撰写研究报告，就以上问题作深入探讨。报告亦对中国、美国、新加坡各地政府近年在知识产权，特别是专利方面的贸易及融资，进行深入分析。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知识产权国际贸易总额从2012年的2780亿美元大幅涨至2021年的4350亿美元。更重要的是，迈向知识产权经济足以产生巨大的正面界外效应（Positive Externality），促进增长之余，亦能为社会创造更多优质的就业机会。美国专利及商标局的研究显示，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IP-intensive industries）于2019年占该国经济产出41%，当中涉及6300万个职位，占全美就业人数44%；而知识产权密集型行业的从业员工资，较非知识产权密集型行业的从业员高出60%。欧洲专利局与欧盟知识产权局的研究亦发现，2017至2019年期间，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的每周人均成本为840欧罗，较非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高出近41%。

随着全球呈现数字革命及科技竞赛的大趋势，知识产权商业化的国际需求势将激增，活动重心亦开始转向经济发展蓬勃的亚太地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数据显示，亚洲地区在2021年已占全球知识产权申请总数的73%。在此背景下，亚洲对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的需求日增，香港若要把握机遇，突围而出，还须了解知识产权在商业化过程中所面对的各种挑战，并在吸收外地应对经验的基础上，根据自身优势制定发展策略。

要做到知识产权商业化，其生态系统各部分亦须同步加以完善，包括法律框架和执法、估值机制、资讯流通、风险管理，以至对持份者的激励等等。在建立法律框架和执法方面，涵盖协调不同司法管辖区在法律制度上的差异、确保知识产权在本地及外地均得到充分保障，使知识产权便于管理及用作融资，以及探索出一套具成本效益的替代性争端解决机制。

在估值机制一环，需要建立通用的知识产权估值方法、组建包括技术专家和金融专家的估值团队、确保估值在不同地区具有可比性及可验证性，并降低高昂的估值成本。资讯流通方面，应建立一个透明的资讯共享框架及载体，确保持份者方便快捷地获取所需资讯，并促成买家和卖家的对接，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在风险管理层面，则须评估市场波动、技术过时的风险，并持续监测市场变化，优化知识产权投资组合。由于推行知识产权商业化成本不菲，有赖通过财政政策，以鼓励各界不同持份者参与其中。

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两国应对上述挑战的方法截然不同。推动美国的知识产权商业化的主力来自私人市场，中国则往往由政府从上而下策动。

在私营界别主导知识产权市场的美国，IAM Market、产业专利采购计划（Industry Patent Purchase Program）等平台处理大部分专利买卖，美国政府的角色基本上是营造适当环境，鼓励发明家、企业及投资者参与知识产权商业活动。例如美国专利商标局通过其「专利合作伙伴关系」（Patents 4 Partnerships）平台，提供公开数据库，集中列出与美国专利相关的资料，降低资讯搜集成本；而美国知识产权协调中心（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Coordination Center）则与亚马逊、花旗、阿里巴巴、美国电影协会、美国专利商标局、欧洲刑警组织等公私营机构合作，协调打击侵权犯罪行为，为美国的知识产权提供保障。

中国在世界知识产权商业化中扮演的角色愈发重要，其知识产权贸易出口总额已从2016年的11.6亿美元上升10倍至2021年的117.4亿美元；同年，国家知识产权局根据《专利合作条约》（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简称PCT）提交国际专利申请量为69540件，占PCT总申请量的四分之一，冠绝全球。

中国作为后起之秀，近年大力推动知识产权商业化发展，其在2021年9月颁布的《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中作出顶层规划，胪列知识产权制度、保护体系、市场运行机制、公共服务体系、人文社会环境、全球治理六大范畴，要求各地区相关部门按实际情况贯彻落实。其中列明预期发展目标，包括到2025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取得明显成效，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13%，版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7.5%，知识产权使用费年进出口总额达到3500亿人民币。

至于新加坡，其政府也极力推行知识产权商业化，尤其鼓励在该国上市的公司披露无形资产。早于2020年，新加坡交易所便与新加坡知识产权局合作发起「无形资产披露评估及审计计划」（Intangible Disclosure Evaluation and Audit Scheme），向已在或正准备在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提供评估其无形资产的财政支持。2022年12月，新加坡无形资产披露产业工作小组就无形资产披露框架（Intangibles Disclosure Framework）进行公众谘询，相关工作现已完成。预料新加坡的上市企业将要披露其无形资产的相关资讯，但可选择会否披露货币价值。

综观美、中、新加坡三国的经验，尽管在应对上述挑战各有策略，但其中不乏共通之处。在强化知识产权法律框架方面，一般都会设立知识产权法院、完善知识产权法规，以及推广调解作为具成本效益的替代性争端解决办法。由于注册、法律、估值、融资、保险等知识产权服务或相关产品往往涉及高昂成本，政府难免为此向持份者提供持续补贴、税收减免，或其他具成本效益的替代方案。

培育及吸引人才也是三国政府的重中之重，各国都积极与高等教育机构、行业组织等持份者合作，通过各种方式引进及培育知识产权人才。三国亦一律展现了建立二级市场的努力，包括通过建立「科技研究局合作贸易市场」（A*STAR Collaborative Commerce Marketplace）、「创新伙伴影响力创新市场」（Innovation Marketplace by Innovation Partner for Impact）、知识产权功能性平台等方式，带动资讯流通及知识产权交易。另外，又透过与国际通力合作，例如建立「专利审查高速公路」（Patent Prosecution Highway），以巩固其在全球知识产权经济中的地位。

需要指出的是，这三大经济体的经验有其独特性和局限性。美国的知识产权市场之所以兴旺，是基于其一流的研发能力、金融体系及经济规模。北京政府则可通过绩效指标驱动国有企业，从而确保政策有效实施。至于新加坡，其推动知识产权融资的经验相当丰富，但遭遇的挫折亦不少，例如知识财产权融资计划（Intellectual Property Financing Scheme）便无疾而终。综合经验后，新加坡政府近年推出「知识产权战略2030」（Singapore IP Strategy 2030），全方位增强对知识产权商业化生态圈的政策支持，包括将新加坡定位为支持东盟及联通世界的节点、确保世界一流的知识产权制度、提升国际知识产权争议解决服务、赋能企业更好地利用知识产权促进增长、为知识产权估值建立可供信赖的生态系统、建立精通知识产权相关技能的人才库、提升国际声誉等，目的是巩固新加坡作为全球知识产权中心的地位，并为新加坡人创造优质的工作机会。

香港在知识产权商业化的进展一直未算理想，但凭着专业服务业多年来累积的经验和高效率，以及稳健的法制、良好的营商环境、基础研发的实力等优势，绝对有潜力发展成区域知识产权交易中心。

香港在借鉴海外经验的同时，亦应利用自身的长处，探索出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

近年，特区政府的相关政策主要集中在发展「原授专利」制度，并推动《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有关议定书》在本港实施，使在港及成员国注册的商标在各地均被认可，协助本地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并吸引海外公司落户香港。

特区政府亦修订《版权条例》，培训知识产权人才，并进取地计划推行「专利盒」税务优惠，对通过研发活动而产生的合资格专利，为其源自香港所赚取的利润提供税务宽减。

即便如此，由于当前区域竞争愈趋激烈，仍应认真思考如何更有效率地将「饼」做大，调动社会力量，携手建设区域知识产权交易中心。香港最大的优势产业是金融业，仿效多年来特区政府及金融监管机构打造香港作为绿色金融中心的框架及方案，特区政府宜首先研究如何利用自身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定下准则，鼓励银行及投资者接受企业以无形资产作融资抵押，并发售与知识产权资产挂钩的金融产品。与此同时，不妨考虑成立跨界别知识产权贸易联盟，从而推动持份者相互合作，并提出政策倡议。

由于篇幅所限，有关具体政策建议将在本栏另文分解。读者如有兴趣，欢迎参加7月4日青年工业家协会在生产力局举办的研究报告发布会，到时笔者将把有关建议逐一阐述。

邓希炜教授
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冯国经冯国纶基金经济学教授

张超艺先生
香港经济及商业策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助理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三年六月二十一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