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发经济现生机
根据特区政府统计处2016年公布的人口预测,香港人口老化在未来20年将加快步伐。2018至2038年,老年人口的数字和比率将分别从127万和17.9%增至244万和31.9%。换言之,在2038年,几乎每3个香港人中,就有1人为65岁或以上的长者。
长者议题一般与贫困、危疾和社会福利扯上关系。究竟长者是香港的资产抑或负资产?人口老化对社会资源的运用及经济有何影响,而政府面对人口老化的趋势又有何对策?
香港人口老化主因有三:寿命延长、生育率下降、生育率降幅超过死亡率降幅。医疗保健系统、房屋需求、公共福利金计划和公共债务管理,一一面临人口老化的挑战。纾缓人口老化须靠经济增长,增长可带来收入,以应付长者房屋需求和医疗保健开支,并且减轻公共财政压力及未来的赤字预算。
人口老化也是本地生产总值(GDP)和人均GDP下降的一大因素。随着生育率持续下降,劳动市场的生力军不足以弥补退休长者。劳动人口日减,退休人口反而日增,人均GDP走势自然向下。公共福利金和长者保健开支占GDP比重却提升,在一定程度上蚕食了基础设施和教育等长线投资。劳动人口萎缩亦变相推高平均工资水平。
统计处的数据亦显示,长者劳动力近年有增长的趋势【图】,15岁以上劳动人口中,长者占比从2000年的6%增加到2018年的12.4%,增幅超过1倍。同期长者的劳动参与率亦由1.3%升至4%。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于2020至2021年度《财政预算案》中表明,鉴于经济和就业情况不断恶化,每年将额外拨款3000万元,以加强劳工处的就业计划,进一步鼓励雇主聘用长者、青年和残疾人士,可见长者继续就业已成为趋势。
若能通过提升剩余劳动人囗的生产力,即使活跃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下降,GDP和人均GDP仍可望维持不变。但经济增长有赖创新,问题是老龄化社会能否持续创新。
创业精神讲求活力,各地社会往往标榜年轻创业家的成功故事。人口老化一般被视为有碍社会创新,但一项就1960至2012年间33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的调查显示,人口老化与发明活动彼此关系呈驼峰状:劳动人口平均每100人之中,老年人数目介乎24至27之间时,经济中的创新发明活动最活跃。
创业成功的不可或缺因素,还包括教育背景和专业及工商界网络。欧美的研究指出,长者更有可能成功创业,而且50岁或以上创业者的失败率也最低。不过许多长者创业却受制于金融产品的年龄限制和较高的贷款利率,甚或购买雇员补偿保险被拒。因此,政府应在政策上予以扶持。
一份由麻省理工学院、华盛顿大学、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与美国人口普查局在2018年共同发表的调查报告,其中涵盖2007至2014年间合共270万名创业者,结果发现成功的新创企业创办人的平均年龄介乎42至45岁,而50至60岁组别的成功比例,更比20至30岁的创业者高出2.5倍。无论是高科技或软件产业,最初5年成长率最高的公司、透过首次公开招股或并购获利的公司,创办人的平均年龄也在40与45岁之间。
纵使人口老化会带来经济增长放缓的风险,要是企业能够审时度势作出调整,以迎合银发市场的需求,亦可创造商机。老龄社会对医疗保健、长期护理、退休计划和休闲用品等产品与服务的需求愈来愈大,而对幼儿教育、育儿和传统银行服务等需求则显著减少。
企业的生产重点应随人口老化而修订。例如制药企业可将部分研发资源,从儿科疾病药物转移到长者疾病药物;人口老化也会刺激非处方药物、高级食品和营养补充剂的销量。面对市场整体需求因人口老化而放缓,企业可因应情况,转为满足银发消费需求而加以对冲,近年日本的成人纸尿裤销量,就已超过婴儿纸尿片。
银行业务方面,可将资源投放重点从传统以及投资服务转向退休年金、退休计划以及长者财富管理等等。银发一族资产增加,也可能导致对某些高端产品和优质服务的需求上升,其消费力不容低估。在美国,2010年50岁或以上者的消费较年轻人多出约10000亿美元。在英国,战后婴儿潮一代持有80%的金融资产。在欧洲,65岁的年龄组别所拥有的资产价值超过3000亿欧罗。
商界应多花时间和金钱来详细分析年长消费者的行为及需要,并采用更具包容性的产品开发策略和营销方法,以兼顾不同年龄组别的消费者,扩大产品范围,将年长消费者的需求纳入其中。
OECD曾经估计,女性的退休年数平均为21至28年,男性则为14至24年。可见退休人士仍可选择继续工作颇长时间,由此维持劳动人口,以助经济增长。
2011年,英国政府发布一项研究报告,若把人均劳动时间增加1年,实质GDP水平可提高约1%。故此,让仍然具有生产能力的长者选择继续工作,并且加大足以提升生产力的人力资本投资,政府和企业就可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推进经济发展。
要避免人口老化对整体经济造成冲击,其实特区政府和商界可以携手采取主动,让长者尽量继续发挥所长,贡献社会。这意味着须改革有碍他们留在劳动大军中的制度和措施,例如撤销提前退休的规定,或推行鼓励老年人工作的税务优惠等。
香港作为一个知识型经济体,长者继续工作的潜能和对经济的潜在贡献,无疑较一般传统劳动力市场为高。
应对长者问题,不应简单化地视之为扶贫和福利问题,要释放年长人口的生产力,社会需要相应的基础设施。老龄化社会实在需要一套前瞻性政策,配合《联合国老年人原则》中确立的5项标准:独立、参与、照顾、自我充实和尊严,为长者谋求福祉之余,让他们在新经济中继续发挥所长,甚至投入创新活动。
2016年《施政报告》中提及,「新一代的长者将更健康和更有活力,教育程度也较高,足可继续为社会贡献力量。政府将继续建构长者友善城市,推广积极乐颐年。」政策不能空谈,当局务须积极推行有利长者就业和终身学习的措施,以利本港经济复苏。
欧美各国和日本近年投放大量资源于乐龄科技(gerontechnology)的研究,当中如绿色环境、能源、保健和医疗等领域的发展,都能够改善老龄化社会的生活质素。面对世界人口老化持续,为长者开发各类前端产品方面,香港的基础科研再配合深圳的创新及科技,无疑潜力无限。
谢国生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金融学首席讲师、新界乡议局当然执行委员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