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造成政治两极化?
说特朗普任内以社交媒体治国并不为过，他在推特和脸书就分别有8800万和300万的追随者。1月6日发生示威者冲击国会山庄事件之后，特朗普被社交媒体封锁，推特甚至永久封闭其私人账户。这些事件都来得非常突然，特朗普作为一个现象，和他任内的作为，特别是在任期的最后几个月，都是值得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细加研究的课题。
美国去年发生了大规模的示威，暴露了社会的深层次矛盾，两党选民之间的对立，也似乎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网上社交媒体有否推波助澜，令社会更为分化？它们防止危险言论的措施，会不会矫枉过正，成为另一种风险？笔者希望在此对第一个问题，介绍一些新近研究结果，尽管这些研究并不涉及最近的大选。
首先介绍一项关于美国的研究【注1】。论文作者指出，种种量度指标都揭示美国在政治上日益两极化（polarization）。举例说，在1960年，共和党和民主党支持者仅各有5%，会对自己的子女与另一政党支持者结婚「感到不快」（displeased）；但到了2010年，则约有一半的共和党支持者和超过30%的民主党支持者对此「感到有点不快或甚感不快」（feel somewhat or very unhappy）。投票给自己所属政党候选人的比例，从1980至2015年间增加了50%；在1971年有71%受访选民表示，在总统大选和国会大选中，均会投给同一政党的候选人，这个数字更在2012年上升到90%。
论文作者根据前人研究的8个常用的两极化指标，整合成一个综合指标。在数据方面，他们根据一项长期调查（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tudies），把人口分为4组，分别是18至39岁、40至64岁、65岁以上，和75岁以上，并且计算出各个年龄组别在不同时间的综合指标度。（这个指标为正数，参考的数值定为1，数值愈大两极化愈严重）。此外，作者通过其他调查，整理出这些年龄组别使用互联网的频繁程度。
从【图】中可见，每个分图中的一条粗黑线，就是该年龄组别两极化的综合指标，18至39岁和40至65岁这两个组别的两极化程度，不及另外两个组别严重。在过去二十多年，两极化最严重的其实是高龄群组。
图 18–75岁以上各年龄组别的两极化综合指标
资料来源：【注1】
然而数据分析显示（这也符合常识），高龄群组使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程度较低，年轻群组使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则较普遍。虽然许多作者认为互联网特别是社交媒体是政治两极化的一个驱策力量，这篇文章的发现却不支持此一看法，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对于近年的政治两极化现象，充其量只能起到有限的作用。
以下介绍另一项研究，关于社交媒体是否增加仇恨罪行（hate crimes）的因果关系分析【注2】。
这篇论文以俄罗斯的数据为依据，俄罗斯幅员广大，有180个少数民族，很适合进行这方面的研究。VKontakte（简称VK）是俄罗斯的最主要网上社交平台，2006年秋天由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一名学生所创建，其功能和设计与脸书十分相似，2011年在俄罗斯的市场占有率高达90%。
VK的早期参与者都是该大学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各自把VK带回老家，因此至少在VK的早年，其渗透率高低由历史所决定。这种情况有如对照实验，提供了理想的研究数据。
文章指出，社交媒体的渗透率愈高，种族仇恨罪案就愈普遍。而在民族情绪本来就较炽烈的地方，这种效果更为明显，其中VK渗透率每增加10%，仇恨罪行就会随之增加25.8%。相反，在民族主义情绪最温和的地方，VK渗透率增加对当地仇恨罪行的数目则丝毫没有影响。
2018年夏天，作者又通过网上问卷形式，以125个城市的4000名受访者为对象，探讨VK渗透率如何影响市民的仇外心态。对于这类敏感议题，受访者往往有所忌讳，不愿公开承认，因而影响了问卷调查的可靠性。作者于是用了一个巧妙的办法处理，把受访者随机分为两组，为对照组的受访者开出四道命题，让他们回答同意多少道命题。至于实验组，除了这四道命题，还开出有第五道（以下简称为排外命题）：「我对某些种族感到不耐烦或讨厌」（I feel annoyance or dislike toward some ethnicities）。
将实验组同意的命题平均数，减去对照组同意的平均数，就等于受访者同意排外命题的百分比。由于承认排外情绪的方式并非公开，是作者推论出来的，所以称之为「引申性敌视态度」（elicited hostility attitude）。
作者接着的计量分析，发现社交媒体的渗透率对受访者的「引申性敌视态度」有正面作用，对年轻或教育程度较低者尤为显著。具体说来，VK的渗透率每增加10%，就会令受访者的潜伏敌视态度加深2%。
在这里介绍了两篇论文，表面上有不同的结论，笔者觉得它们各有其意义。第一篇说明美国以至一般国家的政治矛盾才是根源，完全归咎社交平台只会治标不治本，并非解决问题之道。
推特和其他社交媒体封锁特朗普的账户，应该能够减少他对世界所造成的负面作用，但若不正视美国国内的深层矛盾，反而会加强特朗普支持者对拜登当选是一场阴谋的想法，而通过封锁账户言论自由的做法，如果处理不慎，更可能后患无穷。
第二项研究则告诉我们，采用科学方法，借助合适数据，确实可以证实社交媒体渗透率上升，足令仇恨罪案和仇外情绪变本加厉，还可以量化其作用。这个结论不但符合一般人的认知，更值得所有人，特别是决策者深思。网络上的社交媒体不收分文，让我们免费使用，但是世上并没有免费午餐，我们的消费行为和生活习惯的信息被广告商掌握之余，我们付出了宝贵的时间和专注力，更可能误入歧途而不自知。
注1： Boxell, L. M. Gentzkow, and J. M. Shapiro, “Greater Internet Use is Not Associated with Faster Growth in Political Polarization Among US Demographic Group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7, 114 （40）, 10612
注2： Bursztyn, L, G. Egorov, R. Enikolopov, and M. Petrova （2019）, “Social Media and Xenophobia: Evidence from Russia,” NBER Working Paper 26567
赵耀华 港大经管学院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