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创意 繁花似锦还是绿肥红瘦？
笔者两个月前在本栏撰文〈香江失健笔，本港缺奇才〉，论及香港文艺界花果飘零，创意行业难以振兴。一些朋友颇有微词，责怪笔者没由来的悲观。过去两月，各种艺术节、文化节、展览会、音乐会接踵而至，乃至五一黄金周前的美食市集、全港戏院日，无不四处人头涌动，足见本地文艺文化产业活力十足。笔者自问：错否，错否？繁花似锦，却道绿肥红瘦！
带着自我反省的心态，笔者求教多位创意行业的资深人士。毫无异议的一点是，过去几年西九文化区的兴建，既满足市民的文化需求，又让外地人多了一个前来旅游甚至落户的理由，确实给文化产业留下可圈可点的一笔。而其中大多数所认同的是，香港作为亚洲文化艺术珍品的一大交汇地，在历经疫情的冲击之后，活力又回来了。最明显的是3月下旬回归湾仔会议展览中心的巴塞尔艺术展，展品丰富高端，观众反应热烈，藏家欢欣踊跃，足见特区在亚洲艺术市场的地位。
另一方面，一些行内人士则向笔者大吐苦水，香港作为一个中国当代艺术渴望与世界接轨的桥头堡，其创作者却如履薄冰，举步维艰。这些年的商业导向以及政策指引，都意图让香港跟从艺术与科技互相结合的世界潮流。这对追逐商业利益无可厚非，但在培育本土艺术上却是徒劳，甚至激发反作用，导致本地艺术家的内在创意始终发挥不出，整个艺术产业后劲不足。
近几年的艺术节，每每临近尾声，宾客已心生疲惫之意，而曲终人散之后，则让主人心生虚无。内地一些朋友与笔者提起广州交易会时，也是如此一般的心态。
笔者由此领悟，香港创意产业尽管在消费上繁花似锦，但在生产上却是绿肥红瘦。消费聚集，关乎金钱和人气，生产溢出，则关乎生态和人才。这与科技发展同一道理，大湾区的需求导向型创新模式，比起矽谷生产溢出型的模式，底气难免不足。
香港经济走的是需求带动的道路，但却又面临本身市场狭小的困境。一到假期，香港的商家便翘首以待内地游客到来，当访客数量不如预期，便心生被抛弃的失落。
尽管笔者不是自幼扎根于此的港人，但听到「没有外来客，香港什么都不是」的晦气话，不免心酸愤慨。香港如果一味地为需求左右，在供大于求、内卷剧烈的今天，就难逃被轻视的命运。
当务之急是重新打造一枚具有鲜明特色和自我意识的城市名片。中国内地的北京、西安，日本的东京、京都等千年古都，历史的沉淀赋予它们与众不同的吸引力。像香港这样的新兴都会，缺乏历史的锤炼和文化的厚重，只能不断地挖掘自身的特色和优势，努力塑造属于自己的个性。昔日香港作为现代粤语都市文化的缔造者，其文化特性自然而然地受到内外认可。
如今，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区域性文化萎缩，虽然香港仍然是粤语文化的鲜明代表，但这一文化印记所能产生的经济驱动力大打折扣。如果想要借城市名片来撬动文化创意产业，香港不得不另辟蹊径。
一些人把打造香港城市新名片的希望寄于西九文化区的兴起，但就目前看来，无论是视觉文化博物馆M+，还是展示国宝级文物的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满足本地和游客消费有余，营造国际声誉不足。在亚洲金融市场上，香港的主要竞争对手是新加坡，而在艺术市场和创意行业，则必须对标东京和首尔。否则，创意行业作为香港经济增长点的蓝图，恐怕难以实施到位。
近年有种批评声音，认为特区政府对创意行业的扶持不够。笔者以为，这类意见有失偏颇。 2009年，曾荫权政府首次把文化及创意产业列入香港六大优势产业，同年6月成立的「创意香港」一直是政府的工作重点。
2018年，本港文化和创意产业的增长约1180亿元，就业人数约21.7万。对本地生产总值和就业率的贡献而言，文创产业在六项优势产业中首屈一指。新冠疫情期间，创意行业徘徊不前，主要是市场需求萎缩、营运环境变差以及人才流失所造成，跟政府扶持力度关系不大。
希望政府猛力注资发展产业，跟要求派发消费券一样，本质上是需求管理的思路，只能缓解燃眉之急；寻求长期发展，重心必须转到供给上。与需求管理的大水漫灌不同，供给管理讲求四两拨千斤，一是借助关键资源，引发滚雪球效应，二是创造正面界外效应，形成溢出影响。这两点都离不开营造开放自由的社会环境，充分释放民间的力量。
比如艺术品交易一环，在整个文化创意产业的比重仅次于电玩游戏。根据2021年统计资料，香港艺术品市场占据全球艺术品交易量的16%，在亚洲独占鳌头。这得益于特区藏富于民，有着丰富的本土藏家，从而吸引大批国际藏家来港。疫情肆虐3年以来，香港的画廊在本地藏家的支持下不减反增，自发形成的艺术社群也此起彼伏，艺术创造的星星之火绵绵不绝。
说起香港民间的文化精神，笔者不由想起余英时对其师钱穆创办新亚书院的一段隽永回忆。新亚书院初创，搬入深水埗桂林街，校舍简陋，环境恶劣。钱先生劳力劳心，一年暑假犯了严重的胃溃疡，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教室地上养病，对前来看望的余英时说，内心只想读王阳明的文集；余先生赶紧跑去商务印书馆买来一部。这是何等的人文情怀！也是发展文艺创意产业不可或缺的精神。
吴延晖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经济学、管理及商业策略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三年五月十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