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深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兼政治思想家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以其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理论而闻名。他的著作《退出、发声与忠诚》（Exit, Voice, and Loyalty）深入探讨了企业、组织和国家面对衰退时的反应机制。

此着缘起于赫希曼在尼日利亚的经历。赫希曼发现，即便面临来自卡车和巴士服务的竞争，尼日利亚的国家铁路服务质量仍非常糟糕。根据传统经济学的观点，这一现象令人费解：竞争当能提高服务质量。然而，赫希曼的见解是，竞争还提供了替代选择。当巴士和卡车服务成为可行选项时，即使铁路服务质量下降，对乘客而言也不再那么难以忍受，因为相较于铁路独占长途运输时，乘客现在有其他选择。过去乘客或许会对铁路服务质量的下降「发声」抗议，现在他们则选择「退出」，从而加速了服务质量的衰退。

从赫希曼的洞见中，我们能学到什么呢？答案并不是经济学本身有误。经济学并非无条件地认为竞争是有益的，单纯宣称竞争有益是坏的经济学（更准确的说，那些只弘扬这一观点的是坏经济学家）。我们应该从中学到的是，运用经济学推理时需要关注背景和细节。换句话说，好的经济学必须是具体的。

经济学的根本原则在于，是人在作出决策。要更深入地理解世界，我们需要研究的是有血有肉的作决策的人，而非抽象的符号。具体的经济分析要求明确界定有哪些参与者，描述他们能做什么，想要什么，知道什么，相信什么。这为什么重要呢？只有说清楚这些，经济学分析才能更好地描绘出各式各样参与者所面临的激励和限制。赫希曼分析中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铁路服务的经营者是公职人员。与私人企业主不同，他们的动机不是最大化利润，而是追求无需面对顾客投诉的舒适生活。如果不说明这一点，分析的结果就会变成竞争提高（而非降低）质量。

具体经济学的首要要求是，要描述这些参与者可行的行为。经济学的核心是取舍：参与者无法鱼与熊掌兼得。但当经济分析流于抽象时，参与者的行为往往被过度简化。以分析顾客为例：当服务不佳时，他们的唯一选择似乎只是透过「用脚投票」的方式离开，寻找更好的服务提供者（如果有的话）。然而，赫希曼的关键贡献在于指出，顾客的可行行动不止一种。除了选择离开，顾客还可以选择发出自己的声音，这种发声行为能够帮助公共组织中的官员纠正他们的错误。

具体经济学的又一核心要素是对个体偏好的深入理解。抽象的经济分析通常会过于简化偏好，只考虑个人对消费和休闲的追求。然而，日常经验表明，个人（特别是那些在组织顶层的人）也重视一些更为非凡的要素，如权力、地位和人际关系，不一而足。

赫希曼强调，对组织的忠诚是构成偏好的重要部分。他把忠诚理解为一种退出组织的心理成本。这意味着，当组织深陷困境，按常理成员理应离开，但忠实的成员仍会选择留守。忠诚对于组织的恢复力至关重要，因为它留住了成员，让组织有机会东山再起。然而，忠诚同时也具有双面性。过度的忠诚可能导致成员对组织的错误视而不见。

强调资讯，尤其是不完整和不对等资讯，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经济学最重大的进步。遗憾的是，赫希曼撰写他的著作的时间点位于资讯经济学革命之前。如果考虑到资讯的不对称性和不完整性，赫希曼必会对忠诚提出新的见解。

赫希曼假设组织领导层非常清楚成员的忠诚度和组织衰败的程度。然而在实际情况中，成员对于自己的忠诚程度以及组织衰退的程度往往比领导层有更深入的了解。如果批评组织的表现被当作是不忠的迹象，组织成员可能就会避免使用「发声」来指正组织的错误。更糟的是，他们可能会通过「唱赞歌」的方式来显示自己的忠诚，这样做反而会混淆组织的真实状态，并加快其衰败。缺乏退出的选项，再加上资讯不对称，导致的结果是有效的忠诚无法存在。

在稳定环境下，若个人可行的行动、偏好和资讯已知，则其行为变得可预测。然而，在不确定的环境中，个人的信念也对行为预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赫希曼在其著作中详细探讨了越南战争期间的情况，指出詹森总统的政府官员们在私底下对官方政策持有异议，但他们因为担心失去影响力而没有（至少在公开场合上）发声抗议。同时，这些官员也不愿意选择离开（辞职），因为他们相信留在体系内部默默努力对政策的形成影响力更大，而辞职则会导致他们失去进行政策建言的机会。这些信念是否正确？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这些问题是社会科学的中心议题，也是当代经济学研究的重点话题之一。

赫希曼在其著作中写到，信念通常具有很强的惯性。如果社会习惯通过退出机制来应对组织恶化，那么它就会低估发声的价值。如果一个组织总是选择发声，它可能会忽视退出的作用。信念的惯性之所以形成，是因为我们无法观察到未被选择的政策是否效：对那些未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持有任何看法，尤其是那些让我们自我感觉良好的看法。因此，即使世界和现实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我们仍可能坚持错误的信念。

不过，错误的信念最终难免在客观现实面前碰壁。此时，剧烈的政策逆转就会突然发生。此一剧变被称为「间断均衡」（punctuated equilibrium），因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Douglass North）推广而流行。当然，长期的错误观念和政策以及它们最终的突变，不只是学术讨论的范畴，还可对每个人的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

除了单一参与者的可行的行为，偏好，资讯，和信念，具体经济学亦须探讨参与者之间的多样性。赫希曼运用发声与退出的理论框架，研究如何改善公共教育的品质，并提醒在透过私校的竞争以改善公共教育方面，个体的多样性（指人所拥有的资源以及对教育质量的偏好）或可构成障碍。

具体地说，私校透过提供更高品质的教育，吸引了那些更重视教育品质且有能力支付昂贵学费的家长。但正是这些家长，在使用「发声」来提升公立学校品质方面最积极也最为有效。一旦他们选择将孩子送往私校，公立学校便多留下那些对教育品质关心较少、也较无力发声的学生家庭。这导致公立学校的质量逐渐下滑。对于那些关心教育品质但无力承担私立学校学费的家长来说，此乃一大悲剧。

具体经济学藉由纳入相关背景讯息来增进对行为的了解。但有时如此详尽的讯息会对经济分析构成挑战。例如，若个人面临多个可供选择的行动，行动之间便可产生各式各样、错综复杂的互动。以退出和发声为例，前述讨论似乎暗示退出会使发声多余，因为一旦退出，个体就无需再发声。然而，在其他情境下，退出可能助力发声：人们正是因为知道情况若恶化，他们可以选择退出，所以才更愿意提出自己的看法。

究竟退出有助还是有碍于发声？这个问题似乎令人困惑。但其实，这个问题本身有问题。因为退出和发声均为内生（endogenous），也就是由给定环境之后的结果。区分哪些因素是外在给定的（exogenous）以及哪些是由参与者在给定环境中做出的选择，是经济分析帮助清晰思维的不二法门。在很大程度上, 经济学分析的核心就是研究外在情况的改变如何影响内生后果。

退出行为是内生结果。退出成本才是外生因素。当退出成本低时，组织成员无需诉诸发声，因为他可以简单地选择离开。相反地，当退出成本非常高时，组织成员也不会选择发声。因为如果发声导致组织的报复或惩罚，组织成员还无法退出，下场将难以想像，保持沉默才是更安全的选择。但若退出成本不高不低，个人就会倾向发声。一来退出代价不菲，二来亦毋须过份担心因发声而可能受罚（总有退出的后着）。换言之，发声与退出成本之间的关系呈反Ｕ形曲线。

这一分析显示，明确界定外生因素与内生行动可以厘清退出和发声之间原本含糊的关系。不过，定夺哪些因素是外生，往往是艺术而非科学。

在赫希曼的著作中，他通常假设发声是有效的，其隐含的前提是组织的高层会对这些发声作出有益的反应。换言之，这本书大体上将高层官员的行为视作是外生的（也是不具体的）。

但在书中倒数第二章中引述的一个故事中，赫希曼提及高层怎样通过将异见者驯化，而令其发声失效。驯化的手段是给异见者编派「官方」角色。当异见者的立场变成意料中事，异见的意义就被削弱了。

故事作者为汤姆森（James Thomson），原载于《大西洋月刊》， 值得引述如下：

「一旦波尔先生表达疑虑，高层就向他热烈招手，加以驯化：鼓励他成为内部的越战唱反调者。结果不出所料，逐步升级的过程令此君不时获邀发表意见，我猜他定必得意洋洋（他正为正义而战）；其余衮衮诸公也得其所哉（全力作出倾听和平主张的姿态）；双方不快之情于是消弭于无形。」

这最低限度的不快之情，大致上是一种「均衡」状态。当发声引致不和，众所共嫌，系统容易走向和谐的均衡。但如此均衡会产生不堪设想的结局。表面和谐往往犹如昙花一现，无助于解决深层次的矛盾。一个缺乏有效发声机制的组织，迟早会渐趋衰败而没落。

好的经济学必须具体，而实践具体必先了解参与者。在个人层面，各参与者有何可行的行动、偏好、资讯、信念？整体而言，有关分析能否充分顾及参与者的多样性、内生性，以及均衡反应？这七大元素是好的经济学的基本清单。它们既是经济学的支柱，也是拨乱反正的武器。经济体的发展可以有南北之分，但经济学元素并不分东西。

李晋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管理及商业策略、经济学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此为更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