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针对2019冠状病毒病研制而成的两种疫苗（Pfizer-BioNTech和Moderna），近日获得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的批准，得以在美国广泛使用；与此同时，其他疫苗的研发也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可以预见，不久将有更多疫苗获批面市。疫苗研发成功固然是好消息，但要战胜病毒、重启经济，前路依然漫长。

美国NBC新闻早前进行了一项有关政府批核疫苗的调查【注1】，结果显示在接近3万名受访者中，仅有44%的美国成年人表示会接种疫苗，22%表示不会，另有32%则表示不确定。现任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Anthony Fauci认为，可能需要接近90%的人口具有2019冠状病毒免疫力，才能遏制疫情【注2】（因为疫苗不是百分百有效，意味着接种疫苗人口比率可能需要超过90%）！然而，美国疫情又最为严峻，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都为全球之冠。若美国推广接种疫苗计划失败，未能在病毒变异前达致群体免疫，其他国家的抗疫进程都会受到打击。因此，释除民众的疑虑，让他们愿意接种，对遏制全球疫情至关重要。

金钱诱因 利弊互见

对于这一问题，著名经济学家Gregory Mankiw和Robert Litan都主张利诱方式（monetary incentive），即以奖金鼓励市民接种疫苗。Mankiw引用经济学上的「界外效应」（externality）概念，以支持自己的观点：如果一个市场的参与者会对市场外的人产生影响，单凭市场的调节作用，未能为整体社会带来最佳效益；此时，政府应通过课税或补贴来调节市场，藉以提升社会福祉。举个例子，工厂生产若不考虑对社会的影响，则过量的废料排放会造成污染环境；因此政府应征收排放税，控制污染量。同理，个人接种疫苗会降低病毒传播的风险，可惠及他人，因此政府应发放补贴，鼓励市民大众接种。

上述提议看似合理，但也有不足之处。George Loewenstein和Cynthia Cryder本月在《纽约时报》撰文指出，人类并非如动物般头脑简单，纯以利诱可能会适得其反，人们因而思索酬金背后的含义，很自然就假设是风险的代价，并以金额多少来衡量接种疫苗的风险。归根究柢，真正值得做的事，毋须付钱也会有人愿意参与。诱之以利或会导致人们对接种疫苗效益产生疑虑，最终参加接种的人反而减少，实属下策。

两位作者亦曾就诱之以利反见风险的现象进行研究【注3】，参加者可透过参与3个医疗实验获得不同数额的酬金。根据研究结果，在有关实验内容和步骤完全相同的情况下，参加者认为酬金数额愈高，其中涉及的风险就愈大。由此可见，若以金钱回报鼓励接种疫苗，部分人反会因怀疑风险较大而不愿接种。

出奇制胜 价高者得

Loewenstein和Cryder在文章进一步提出，将接种疫苗与金钱回报扯上关系，也会削弱利他主义者的参与意愿。试想，要是一个人原本出于无私的崇高目的参与其事，但得知事后可获金钱，则或会因担心别人有所误会，以为他只为酬金，非求「正义」，而可能会放弃或延迟接种。为了化解这个矛盾，两位作者主张改以非金钱的回报为诱因，为市民提供简单直接的动机，例如规定必须持有疫苗接种证明，才可乘坐国际航班；既为接种疫苗加入个人优惠，又可免与贪念挂钩，可谓一举两得。

此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Richard Thaler本月也在《纽时》发表的文章中建议，在早期疫苗供应不足的时候，可采用「慈善拍卖」（charity auction）方式，将一部分疫苗的优先接种名额向专业体育界或影艺界拍卖（有关机构都最有动机全面复工），然后将拍卖所得款项用以援助受疫情影响最大的弱势社群，以助渡过难关。

表面看来，拍卖疫苗似乎于理不合，但Thaler的论据有三。首先，拍卖可达致财富再分配，有利于社会公平。其次，就算以非价格竞争手段决定接种的优先次序，难免产生黑市；既然如此，倒不如索性创造一个市场，让交易资金能有一个好去处。第三，在资本主义社会，富人享有更多的医疗资源是事实，尽管也许不合理，却不容否认，而拍卖只不过体现这一事实而已，并非偏袒富人。此外，Thaler认为体育和电影明星对大众也有引导作用，如果他们愿意为疫苗支付可观金额，普罗大众也会随之认同疫苗的价值，对推广接种疫苗足以发挥积极作用。

灵活分配 效益倍增

综合上文各种观点，笔者建议，可将Thaler的拍卖方案略作调整，并加以补充，改为「慈善配对捐助」（charity matching donation）：任何团体可保证向指定慈善机构（如新冠疫情支持基金）捐出固定款项，而获得分配疫苗，并为其成员接种。如此一来，「有条件接种」就能肯定疫苗在一般人心目中的价值，与慈善挂钩，亦即将接种疫苗等同善举。同时，捐款更会拨归慈善机构，以供协助有需要的群众，堪称「一石三鸟」。慈善配对捐助亦可根据对象调整捐助金额，扩大灵活性，从行业巨头到民间团体，都可藉此途径获得接种机会；长远而言，意义同样重大。

纵然疫苗研发成功，假使欠缺良好分配机制，恐怕难以奏效。各国政府不妨借鉴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审慎制定有关政策，早日推广疫苗，期望最终战胜病毒。

注1： “Poll: Less than half of Americans say they’ll get a coronavirus vaccine”, Ben Kamisar and Melissa Holzberg, NBC News, 18 August 2020

注2： “How Much Herd Immunity Is Enough?”, Donald G. McNeil Jr.,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4, 2020

注3： Cryder, C. E., London, A. J., Volpp, K. G., & Loewenstein, G. (2010). “Informative inducement: Study payment as a signal of risk”.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70(3), 455–464.

程騰歡 港大經管學院副教授
牟昊鑫 港大經管學院研究助理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