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近日笔者与亲友以及同事、学生交流，始终离不开两个问题。一是新冠疫情过后，香港会恢复到疫前那样吗？二是这段期间离开香港的人，有多少会回来呢？一波波疫情下来，不少人对未来悲观了许多，不敢预期明天会更好，但求至少可以回到从前；这种心态大概不是香港人独有。

所谓时代的一粒灰，落到个人头上便是一座山。任何社会经受重大波折，生活其中的个人都不免心生惶恐。本地经济能否迅速恢复到以前的稳健，甚或更上层楼，取决于整体社会的坚韧程度。

一个社会是否坚韧，靠的不是个人的忍耐力和企业的适应力，而是整个社会的协调运作，特区政府的施政对此至关重要。

在经济学中，韧性（resilience）指的是一个社会在遭受挫折之后，能否快速恢复经济民生的能力。与此相比，刚强（robustness）指的是在外力冲击下仍足以保持稳健的能力。

当前国家竞逐富强，个人追求财富，经济强劲增长自然成为社会的首要目标。哪个经济体能够咬定青山不放松，无论经受多少经济周期的跌宕起伏，都能坚定不移地追求本地生产总值高增长，便为世之楷模。然而，当新冠疫情之类的巨大天灾人祸陡然而至，再稳健的经济体也给打个七零八落。

危机之下，社会的短板显露无遗：关键民生物资短缺、医疗资源挤兑、中小企业倒闭、低收入者生活艰辛、老弱者缺乏照顾。一个有韧性的社会，在这些问题出现未几就能加以解决，让社会迅速回复正常。这种能力比起扛住一时外力冲击的刚强更加难得。

既然韧性社会如此难能可贵，为什么不见政府在这方面多加倡导多加建设呢？因为建设韧性并非无本生意，社会需要付出代价。举个简单的例子，疫情乍起，禁足令下，市民需要囤积生活必需品。超市商铺要应付突然倍增的需求，就必须储蓄富余的库存，甚至不惜过度囤货。复杂一点的例子是疫情冲击下的供应链断裂。许多企业原本所采取精准调配的及时管理（just in time）模式，却不得不让位予东拆西借的应急管理（just in case）模式；后者的成本要比前者高得多。

面对百年一遇的公共卫生危机，各种社会问题一触即发，要照顾好各个范畴，有赖强大的公共财政。香港历经几波疫情的洗礼，还能保持经济稳定，社会秩序井然，民众安居乐业，跟其根基厚实、特区政府储备充足不无关系。美国疫情后期经济强劲复苏，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美国政府的「直升机撒钱」（helicopter money）政策，维持了需求的韧性，但其中造成的资源浪费却也无可奈何。

建设韧性社会的另一棘手之处，在于面对市场失灵，政府将如何干预？当社会面临系统性冲击，一是不确定性大升，前景莫测，市场难以定价，风险无法分散。二是对医疗、物流之类的需求剧增，但公共产品的供给却因为价格管制和按需分配的规限而弹性极低，稍微失调便面临挤兑的风险。三是人人自危之下，稍有风吹草动，少数人的行为便会引发大众的连锁反应，出现严重的负面界外效应（negative externality）。这种情况下，市场失灵无可避免，政府不得不积极干预。

政府在危机时刻干预经济，维护社会韧性责无旁贷，但也面临三大挑战。一是在现代公民社会，政府不能硬靠强权，而应透过游说的方式来引导公众行为。如果政府缺乏公信力，就算三令五申要民众少聚集，不囤货，勤戴口罩，接种疫苗，也只会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政令难以奏效。综观北美洲、欧洲乃至亚洲，疫情控制较好、民怨较少的地区，多半政府公信力都较强。笔者以为，特区政府历来强调执行力，现在应当重点增强公信力。

政府干预的另一问题是政策刚性。得以高效执行的政策往往具备清晰的目标，但是一旦指标化，政策就容易趋于刚性。比如说，抗疫「清零」政策确实有利于全面动员社会资源，并且协调各种措施从而有效管控疫灾。然而，当「清零」政策与科学防疫相悖，却又被定为能上不能下的硬指标，各种经济民生问题便接踵而来。更糟糕的是，政策刚性往往压抑市场发挥作用，弱化经济弹性，问题一旦出现便难以纠正。

政府干预的一大弊端来自政府行为政治化。在英美式的民主国家，政治化往往体现在政府为了讨好选民，而制定短期有利但长期有害的政策。依笔者之见，目前美国出现挥之不去的通胀，跟民主党把政策作为取悦选民的工具不无关系。在以威权体制为主要管治方式的国家，政治化则体现于地方政府对自上而下的指令盲目服从，甚至想方设法去迎合教条主义的政治口号。这样一来，政治挂帅，不仅导致政策目标单一化，政策执行顾此失彼，而且社会形成政治高压，抑制自由度和创造力，社会韧性也就无从谈起。

必须强调的是，笔者并不认为坚韧与刚强对立相斥，而是认为当两者出现冲突的时候，退一步保持坚韧比只顾勇往直前更重要。事实上，一个坚韧社会对经济的长期增长更为有利。这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者Markus Brunnermeier在最近发表的一本著作The Resilient Society中提出的一个主要观点。他指出经济增长的泉源来自科技创新，而创新必有风险，一个有韧性的社会能助企业家或创新者渡过难关，以免他们一蹶不振。这样，韧性社会形成的保护机制，便成为创新型经济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细想一下，这个观点对香港发展高科技不无启发。金融行业虽然规模庞大，市场活跃，但存在两大不可忽视的弱点。其一，香港金融市场同时受到国际金融市场和内地经济环境的制约，发展被动，韧性不足。其二，本地风险投资缺乏活力，金融业对特区经济的作用守成有余，但推动创新力度则嫌不足。因此，香港经济能否向高科技转型，很大程度取决于金融业能否增强经济韧性。

建设一个韧性社会需要诸多条件，包括产业协调发展、社会环境宽松、政府增强公信力、市民提高公共意识；这一切都离不开人才。大量经济学研究证明，人力资本富裕的地方，不仅经济增长率较高，而且在经济周期的波动中，也能较快地走出萧条困境。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日本，其主要城市虽在战时遭受摧毁，全国上下仍能靠着雄厚的人力资本，从满目疮痍中快速实现复兴。

聚焦本港，在人才方面正面临两大问题。一是近两年出现人才流失的迹象；二是本地人才青黄不接，年轻一代缺乏新时代所需的知识结构。两者都是迫于眉睫的问题。然而，从近日报章评论看来，特区政府似对人才问题重视不足，笔者将在本栏另文加以剖析。

吴延晖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副教授（经济学、管理及商业策略）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