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通缩隐患成真?
去年2月,笔者在本专栏撰文,剖析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出现的东滞西胀现象【注】。一年半之后的今天,西胀回落,东滞犹在。本月9日,中国经济运行的统计数据公布,7月份消费价格指数比去年同期下降0.3%,出现了自2021年2月以来的首次按年负增长;不仅如此,生产价格指数的按年跌幅为4.4%,延续6月的下降趋势。
随后几天,西方的各大财经媒体纷纷大字标题报道,宣称中国经济进入通缩时代,一些评论文章甚至断言中国经济增长引擎熄火,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内地不少媒体和财经人士则反驳,认为国内经济正在走向重品质、兼顾公平的新路,增长空间仍然巨大,西方言论不过是危言耸听。如何判断中国经济今后的走向?对与之息息相关的香港来说,这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在笔者看来,中国经济7月份出现价格指数不升反跌的现象,虽有些意料之外,但也属情理之中。今年第二季度,笔者多次北上出差,每到一处,不免感叹物价的低廉。在内地社交媒体上,「消费降级」成为热门话题,大家不再比谁买的东西高档豪气,而是比谁淘的货品物美价廉。在市场上走红的产品,往往是那些人民币百元以下的衣服和10元左右的日常用品。就算是汽车家电之类的耐用消费品,打折蔚然成风,却不见买家趋之若鹜,难怪最近来访的内地朋友屡屡抱怨香港物价太高。
国内物价持久低迷,许多人将其归咎于疫情抑制需求的后遗症。去年底到今年初,防疫清零政策逐步解除之后,一种普遍的看法是内需会出现报复性反弹,一举扭转疫情期间的颓势。本年第一季度的经济统计数据为这种看法提供了支持,然而好景不长,第二季度未能保持增长的势头。然而内地一些权威专家认为,第二季度的低落仅是需求没有完全恢复,企业调整尚未到位,宏观调控的效果有所滞后,决然否认整体经济出现通缩的说法。因此,当7月份的数据一出来,特别是原先看好的外贸呈现出口按年下降14.5%的大缺口,不免让人出乎意料。
这种物价低廉、消费动力不足的情况,其实早在疫情之前就已冒现。一种说法是经济周期的正常起伏;另一种说法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这么多年后,不可避免地缓下来。这两种说法无疑过于笼统,而且都有避重就轻之嫌。观乎过去3年中国经济的运作情况,笔者相信造成目前若隐若现的通缩有三大原因。其一,中国长期的金融负担,特别是地方债务和房地产问题,制约了货币财政政策调控的空间。其二,国内经济资源配置不甚合理,政策不确定性强,大企业缺乏信心,中小企业缺乏机会。其三,整个国际环境不利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世界工厂」的模式面临被瓦解的风险。
如果中国经济真的出现通缩,到底会有什么可怕后果?要是你去内地二三线城市,向略有资产、收入稳定的中老年人提出这个问题,他们会告诉你,通缩挺好的,物美价廉,生活无忧。对同一问题,香港的商家则会向你抱怨,內地访客太悭钱;靠内地市场发迹的企业则会吐槽生意不好做。国际股票市场的投资者也会四处惊呼大市委靡不振。最感焦虑的估计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一定会痛陈求职如何艰难。
在经济周期中出现轻度通缩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通缩成为慢性病,进而转为长期经济萧条,也就是所谓的「日本经济病」。对亚洲经济素有「偏见」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明(Paul Krugman),在2016年就指出当时的中国经济与1989年的日本经济非常相似,敲响中国经济可能步日本经济后尘的警钟。近日,他甚至更加悲观地认为,一旦经济走向通缩,中国社会将面临比日本更为棘手的问题,不仅仅是经济萧条而已。
笔者不完全认同克鲁明的观点,因为中国的经济模式与日本迥然相异。但他也并非危言耸听,通缩的威胁实在不可忽视。短期而言,国内经济面临两大严峻风险:一是房地产爆雷,二是年轻人失业。随着通缩到来,这两个问题更将雪上加霜。长期而言,通缩造成的经济萧条可能让中国提前进入低增长轨道。日本是在人均GDP达到相当高水平才出现低增长,所以经济萧条没有引发社会动荡。中国大多数人口仍然达不到中产的生活水准,一旦堕入低增长的轨道,就很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
时下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难以走出通缩的阴影,原因有二。一是消费者和投资者对未来缺乏信心,这种悲观预期强化了消费、投资的低迷,掉进「流动性陷阱」(liquidity trap)。二是中国出口和外国直接投资双双急转直下,这两股强大力量本来足以快速拉动国内经济,却因地缘政治而大为弱化。
按笔者分析,中国经济就算出现通缩,要走出来并不难。日本经济的一大棘手问题是宏观政策调控失效,长期困于「流动性陷阱」之中。这与日本经济过度集中在少数地区、少数企业有一定关系。中国经济在地域分布上,东南西北各有多个中心经济圈,每个圈内的各座城市也呈现多元发展。若论企业分布,内地拥有大量扎根本土的中等企业,遍及四方,百舸争流。这样的经济布局下,只要中央政府大胆启动新一轮经济扩张,经济就会很快恢复到正常水平。在这一个过程中,关键在于政府必须尽可能减少对企业的干预,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
恢复中国经济的难点,在于如何在走出通缩的同时,亦确保经济质量。比如说,提振整体经济的一个快捷方法就是重新回到房地产挂帅的老路上。但是这样一来,地方政府债务、房地产泡沫等问题却又掩盖起来,长此以往,势将增大金融危机的风险。
中国经济一旦面临经济困难,素来有两大流派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宏观调控派主张从调控经济总量入手,大水漫灌毫不手软,以快刀斩乱麻之法加以解决。结构调整派则主张借实际困难倒逼经济改革,通过调整结构来推动经济逐步走出困境。眼下似乎这两派处于胶着状态。
一方面,宏观调控派提出的方案可能掩盖甚至加剧经济发展的积弊;另一方面,结构调整派的主张却是远水救不了近火,而且经济改革也受到诸多掣肘。双方互相牵制的结果就是,过去几年国内既没有什么重大经济改革举措,经济调控也不愠不火。
如果中国总体经济进一步下滑,宏观调控派的解决方案很大可能会占据上风。这种救经济做法无可厚非,需要警惕的是资源的扭曲配置问题。笔者建议必须尽快启动经济,同时避免加剧长期风险,在新一轮的经济扩张中,资源应该向外向经济、民营经济以及中型企业倾斜。与此同时,北京政府应该努力营造稳定的环境,让企业家有机会,投资者有信心,年轻人有希望。
【注】〈剖析东滞西胀 慎防繁荣假象〉,吴延晖,《信报》,2022年2月9日
吴延晖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经济学、管理及商业策略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三年八月十六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