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灾下的破产清盘潮
新冠肺炎大流行引发的经济衰退年内挥之不去，为抗疫纾困，特区政府曾推出多轮措施，金额超过3000亿元，包括失业支持计划、保就业计划及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并提出立法改⾰建议，允许财困公司在得到主要债权⼈同意下，透过法庭以外的「临时监管」（provisional supervision）和「企业拯救」（corporate rescue）以促使公司重整。
根据破产管理署统计资料，2020年个人破产呈请合共8693宗，按年增加6.6%；下半年较上半年有所缓和，下跌6.7%至4196宗。但强制公司清盘的呈请下半年则大幅增加31%至255宗，2020年总数为449宗，按年增加7.2%；2021年首两月，清盘呈请已达92宗，创4年新高。
整体而言，疫情下个人破产及强制公司清盘严重程度，并未如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2003年沙士疫情或2008年金融海啸。如【图1】、【图2】所示，全年个人破产及强制公司清盘数目，2002年分别为26922和1430宗；沙士疫症期间分别为22092及1451宗；金融海啸期间则分别为11620和624宗；2009年更分别恶化至15784及759宗。
本港过往失业率与公司清盘及个人破产数目关系颇为密切，1998至2020年，两者相关系数分别为0.81及0.54。整体失业率在2002及2003年分别为7.3%及7.9%；2008及2009年则分别为3.5%及5.3%；2020年更从2009年的2.9%飙升至7.2%。有别于以往，新冠疫情下虽然失业率急升，但有赖政府一连串纾困措施，整体破产数目并未大幅攀升。
资料来源：香港特区破产管理署
资料来源：香港特区破产管理署
在2017至2020年间，接近九成破产者月入低于2万元；超过六成属40岁以上，50岁以上者约占35%。负债水平方面，超过76%破产者负债60万元以下；负债高于100万元者在2017及2020年的占比分别为10.3%和9%。过去4年间，租住公共房屋的破产者占比为53%至59%，租住私人楼宇者则介乎40%至46%之间，而属私人住宅业主的破产者只占大约1%【图3】。
资料来源：香港特区破产管理署
信贷资料服务机构诺华诚信（Nova Credit）预测，未来12个月的个人破产率为0.21%，以全港540万信贷人口计算，估计破产者约11340人。影响这个预计破产率的关键因素包括本地生产总值（GDP）及全港客户存款总值。政府统计处最新发布以2020年计，全年GDP实质下跌6.1%。金融管理局数据显示，全港客户存款总计由10月的15.71万亿元跌至11月14.64万亿元，降幅6.8%。
2017至2020年，个人破产的原因繁多，如【图4】所示，首三大原因依次是「收入未能应付基本开支」（48.1%）、「超支」（32.2%）、2020年更包括「无业或失业」（27.6%）。由于近年本地楼价高昂，因「负资产」而破产者比率极低，仅占0.16%。
至于与营业相关的因素，计有「业务欠佳及营业额下降」（2.7%）、「营运成本高昂」（2%）、「管理不善及失当」（1.7%）、「投资失利」（1.4%）等。有趣的是，基于「现金流问题」而破产的比例甚低，只得0.8%，其中已涵盖资金不足、贷款人撤回信贷以及坏账等因素。
资料来源：香港特区破产管理署
由此推论，因为营商失败而导致个人破产的占比相当低。个人破产的主因多与经济环境及个人理财能力有关。经济因素主要是失业或无业，以及收入低而入不敷支；个人理财问题涉及超支、赌博、投机、过度借贷和被诈骗。
2021年1月，公司强制清盘呈请有54宗，按年升近29%，按月增加35%，是8个月以来次高。 2021年首2个月则有92宗，按年升幅近1.2倍。企业决定是否清盘视乎对前景的信心，清盘数字或可滞后至年中才达高峰。
导致企业清盘破产的原因较为复杂。一般包括宏观经济及外围政治经济情况转差，疫情令企业订单大减，造成生产停顿或产品滞销，窒碍公司现金流，以致周转不灵。公司虽然每年营业额都有正增长，但扣除营运成本后，毛利往往接近零，甚或连年亏损。
疫情初期，财政比较稳健而信用较佳的企业，尚可动用银行预留的信用额度，以解燃眉之急，但长远而言，公司的流动资金很快耗尽，若有银行债务的话，每每出现拖欠还款或违约的情况。为了解决债务及营运资金问题，公司唯有把仍然可以用作抵押贷款的资产向银行借贷；此等资产用尽时，就只能寄望于新订单。
公司出现财政问题的明显市场讯号，莫如管理高层如财务总监、公司秘书、董事忽然辞职，或公司经常撤换核数师。
当公司的财务信贷问题渐露，而即将到期的债务高企，亦会衍生项目投资的错判。
公司或偏向投资于高风险、透明度较低的项目，不惜孤注一掷，但求以赌博心态扭转劣势。即使面对有利可图而风险水平合理的投资项目，由于大部分所得的利润将用于偿还债务，令新股本回报无期，股东难免意兴阑珊，以致白白放弃优质投资项目，令公司翻身无望。
疫情下银行借贷谨慎，解决公司财困的另一途径是配股集资，但本地市场理想项目毕竟有限，要在外地巿场另觅项目，却往往因企业管治水平参差，项目估值缺乏根据，而随时令项目估值偏高，特别是仍未有现金流可供估值，如大数据、环保科技发展等。纵然有现金流作为估值基础，但碍于不同地域的审核差异，财务报表亦未必可靠。再者，虽则项目有收益保障，却会因出现违约时难以追讨损失，或令投资最终泡汤。
更有什者，企业管治水平低的公司，掌权人较易靠投资外地「高估值」项目而把公司资金外移，借以从中取利。若管理层盲从，董事局又未尽责提出质询，结果只会是公司蒙受损失，加重财务负担而加速倒闭。
随着疫苗接种逐渐普及，新冠疫情本应有望缩短，却因病毒变种可能引发新一波疫情，政府于是再度收紧防疫措施。鉴于不少中小企收入势将无以为继，而政府亦不可能无限度推出刺激措施，一旦「保就业」等援助计划完结，不排除公司清盘将会大增，导致失业及个人破产情况恶化。
要走出困局，政府和社会各界必须携手合作，尽快全面重启经济。
谢国生 港大经管学院金融学首席讲师、新界乡议局当然执行委员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