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经舞台上的印度
最近几年，印度在国际舞台上的戏份愈来愈多，主要是作为美国阻遏中国发展的配角。 2017年底，美国、澳洲、日本和印度重新启动了「四方安全对话」（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简称Quad）。 Quad早在2007年由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发起，是在亚太区针对中国的非正式战略对话，属军事和战略层面的合作，但因澳洲在翌年陆克文（Kevin Rudd）当总理后退出而终止。此外，拜登又在去年5月推出「印度－太平洋经济框架」（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简称IPEF），属经济合作层面，企图抵消中国在区内的经济影响力。 IPEF包括美国和印太地区共13个国家，涵盖了贸易、供应链、基础建设、清洁能源等好几个方面，但因缺乏了如削减关税等具体的政策内容而被批评为一个空洞的框架。
上月初，印度又作为主席国，召开了「2023年二十国集团新德里峰会」（G20），并借此机会与美欧及中东一些国家签署了「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India- Middle East-Europe Corridor，简称IMEEC）谅解备忘录，表面目的是加强有关地区的建设和经济融合，但明显地项庄舞剑，意在针对「一带一路」。 IMEEC的具体内容仍在筹划，有待日后揭晓。
不过，上述种种，在过去两周都给加拿大总理杜鲁多的同场加映所掩盖了，他指控印度政府特工暗杀了一名在加拿大的锡克教社区领袖，顿时掀起了一场强烈的外交风波。
随着印度国际影响力的上升，多了不少对印度经济的正面评论和乐观预期。如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最新经济展望，印度是今年及随后数年增长最快的全球经济体（约6%）。高盛则在两个月前预测印度会在2075年超越美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并接近当时第一的中国。而英国《金融时报》的著名经济师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 亦估计，以购买力平价计算，印度的GDP会在2050年超过美国30%。
印度在1947年从英国独立后由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任总理至1964年，其后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港译甘地夫人）又在上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先后掌权了十多年。这数十年来，印度采取了相当封闭和干预的政策，以官僚手段管控经济和限制国际贸易和投资，严重地拖慢了印度的发展。甘地夫人在1984年遇刺身亡后，由儿子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继任总理，后者实施了较之前相当自由开放的经济政策。这时中国刚开始经济改革不久，自然有论者把两国的情况比较。当时以研究国际贸易知名及广受学界尊敬的哥伦比亚大学印裔经济学教授Jagdish Bhagwati对印度的改革甚为兴奋，并抱有极大期望。他于1985年在《纽约时报》撰文分析，认为和当时的中国比较，印度更有可能是一个即将出现的经济奇迹。然而，事后的发展说明他对印度经济过于乐观了。
按世界银行的数据，1984年中国的GDP 约为印度的两倍，但当时中国的人口多于印度， 人均GDP只是印度的1.4倍。至去年，中国GDP已是印度的5倍，而由于两国的人口相若，中国的人均GDP也是印度的5倍。事实上，印度的经济增长也相当可观，从1984年至2022年这38年间，该国年均GDP实质增长率达到5.9%，已经很不错，只是仍低于中国同期的9%。印度经济能否在未来一二十年独领风骚，成为经济超级大国，自然有很多变数，这里只提出一些议题来丰富我们的思考。
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有密切关系，大概是不争的事实。人力资源的数量受劳动参与率的影响，而质量则受到教育的普及和水平的影响。在教育方面，印度很多人受过相当优良和高程度的教育，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商界精英和知识分子中有不少是印度裔，包括26名「标普500指数」（S&P 500 Index）企业的行政总裁和两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但相对于印度的庞大人口，这些都是少数。若以成年人口的识字率（literacy rate）为一个简单指标，印度在2018年是74%，低于2020年全球的87%和中国的97%。
印度的男性劳动参与率约70%多，稍高于发达国家及全球平均水平，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若。但印度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却相当低。 1990年的在职女性只占当时15岁以上女性人口的28%，轻微上升至2000年的31%后，即徐徐下跌至去年的24%。相对而言，去年全球平均的女性劳动参与率为47%、欧盟52%、日本54%、美国56%、中国61%。印度的数字只及全球平均的一半，算是相当低的。劳动参与率背后有诸多经济社会因素，但无论原因为何，这么低的劳动参与率，表示一些重要和大量的人力资源没有被调动起来。
这里要指出一点，劳动参与率包括意图在市场工作赚取收入的人士，作为成年人口的比例。不在这比例中的人，如在家照顾儿童或长者的，也有从事生产，只是产值没有算在GDP中。但一般情况下，员工在一份正规职位的产值会高于留在家中所提供的服务价值。所以，适当地提高劳动参与率，对经济增长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十多年前日本的安倍经济学，其中一环就是要在人口严重老化的情况下，提高日本女性的劳动参与率。
印度男女合算的劳动参与率约51%，低于全球的62%和中国的67%。印度的人口虽然已超越中国，而且更为年轻，印度的年龄中位数是28.2，而中国则已经达到39，但印度的劳动参与率却远低于中国，因此劳动人口仍比中国少。反过来看，若印度能提升女性劳动参与率，即使只到全球平均水平，也是经济发展的一大动力。然而，这个低劳动参与率的情况已持续了好几十年，或许并不容易提升。其中一个原因是印度相对较小的制造业规模。
亚洲不少经济体都经历过发展制造业促使经济起飞的过程，期间不少女性在工厂的生产线上度过了他们的青春岁月。但比起东亚和东南亚，印度的制造业规模小很多。去年一些经济体的制造业占GDP比例，中国是28%、南韩26%、越南25%、孟加拉也有22%，而印度只有13%。数十年来，印度最高比例只有18%，因此也没有创造较多的就业机会，特别是对那些没有机会在学校多受教育的女性而言。
然而，印度的制造业为何占GDP的比例不高？简单地说，这和多年来轻视和限制外贸有关。虽然八十年代中后期政策有所改变，但欧美市场已被其他亚洲经济体占了先机，加上长期的保护主义，印度企业的竞争力难以和外国制造业匹敌，而这反过来又限制了现时印度市场的对外开放。最明显的例子是，印度在经过多年谈判后，最终退出了东盟和中日韩澳纽在3年前签订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简称RCEP）。 RCEP是全球最大的区域性自由贸易协议，对亚洲及全球经济可以起很大的促进作用。印度的退出是考虑到RCEP会降低印度入口商品现有关税的八九成及放宽服务业贸易和直接投资的限制，威胁到印度企业，亦会增加印度的外贸逆差，特别是和中国的逆差。
事实上，印度的考虑并不限于具有相当竞争力的中国产品。印度在作为上述IPEF成员的同时，并不参与其中的贸易部分，看来印度对区内其他经济体的产品也有所顾忌，反映出本身制造业的弱势。在这个情况下，美国又可以预期印太经济框架起到什么作用？
以印度的人口和面积，只要步履稳健，经济自然达到一定的规模。但能否超越中美，甚至如一些人说，使二十一世纪成为印度的世纪，在目前来说，应该还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陆炎辉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荣誉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三年十月四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