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经济学之效：从致命工业意外说起
致命工业意外在香港时有发生，2024年上半年共11宗，较前年同期有所增加。劳工处公布，这些意外中有5宗关乎建造业，2宗与制造业有关，馀下4宗则涉及运输、仓库、邮政及速递服务。建造业在职业安全健康方面一向存在较多问题，该5宗相关致命意外关乎有害物质、有人受困、被堕下的物件击中等。
有立法会议员关注建造业界的安全意识薄弱，为赶工而导致意外。劳工处指出，业界贪快、贪方便、“要钱唔要命”的弊病颇为常见；如果做足安全措施，大部分意外本可避免。
经济学假设人都是理性的，每个人的行为应对自己最有利。要防止一件事情发生，就应该加大其成本，让决策者加以避免。工业意外牵涉到雇员和雇主双方；就雇员而言，如果安全措施没做足，因工受伤甚至丧命，难道成本还不够大、还不应加倍小心吗？
至于雇主方面，除了承担赔偿责任，还要被迫停工、接受监控、暂禁投标等。立法会2023年通过修订《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草案》，最高罚款额由50万元大增至1000万元。加大成本难道还不足以让公司警觉幷作出改善吗？实行更严厉的法规、加强教育、监督雇员，对雇主而言，减少致命意外应该是收益大于成本，为什么情况未见明显改善？
近年兴起的行为经济学认为，人在决策、行动时，常常不够理性，幷没有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认知科学、心理学为这一说法提供了很多证据。美国心理学家Christopher Chabris和Daniel Simons曾经进行一项广为人知的实验，其中安排6名学生互相传递篮球，然后将相关视频播放给观察者，要求他们点算其中3名穿白色上衣的学生总共传球多少次。球来球往之际，有个身穿大猩猩服装的人走到球员中间，捶胸顿足一番后便离开。这件匪夷所思的事情，竟有一半观察者完全没有注意到。短短数分钟传球过程中，舞台背后的布景颜色瞬间改变，更是几乎没有观察者留意得到。这一实验后来被称为“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心理学演示之一”，两位研究者还因此获颁搞笑诺贝尔奖。
有人说这是人为制造的场景，你让人去数传球的次数，他当然不会注意有没有大猩猩走过。问题是，我们在日常生活或决策过程中，虽然幷无受命要专注什么，却自然而然只会专注某些事而忽略另外一些事。上述两位学者亦曾在街头进行另一实验，其中参加者假装在陌生的城市迷了路，向路过的人问路。在对话中安排了另外两人抬著门板，强行从问路者和回答者中间穿插而过，而问路者与其中一个抬门板者巧妙互换。等门板过去，回答者继续回答。虽然“调包”两人的衣著、相貌差别很大，有一半观察者却完全察觉不到问路者已经换了人。
两位学者的一系列研究都揭示，专注于某一件事的人，很容易忽略其他事情。2010年，他们将相关主题写成《看不见的大猩猩》（The Invisible Gorilla: How Our Intuitions Deceive Us）一书，大获好评，影响广泛。书中大量例子表明，我们以为可以全面、准确地观察到周围所发生的事情，但其实只看到这个世界的极小部分，而错过了很多。我们的注意力、感知、记忆、推理，都有重大缺陷和错失，常常导致代价高昂甚至危及生命的错误。
每个人都会犯类似的错误。香港每年都有多宗高层住客在晾衫时，意外跌出窗外而丧命的惨剧。在工业意外中死亡的雇员，也很可能基于同一原因：不是不懂后果严重，而是大大低估了发生事故的可能性。
要改善此情况，当然不能单靠加大惩罚力度，而要从教育入手。劳工处称，有些个案每每发生在缺乏安全意识的少数族裔身上，因此要特别针对这个群组推展有关宣传。
雇主方面，则需要考虑到底是公司对问题认知不足，还是只因尚未找到合适、有效的方法。如果是前者，当然应该进一步加重处罚，有议员就建议设立举报机制。若是后者，则政府和行业协会应该加强教育、督促公司切实执行有关法规，委派专人监督，组织有效的经验交流。
此外，不妨借助高科技，例如劳工处正在研究利用无人机协助搜证和执法。除了执法和惩罚，高科技还有更正面的作用。例如智能相机镜头现已用来及时发出警报，以免司机因打瞌睡而出意外，或长者上洗手间时摔倒。应用到工业场景，可研究能否在搭棚工人的头盔装上智能镜头，以监察工友在工作时是否已扣上安全绳。至于在固定场所（如工厂），安装智能相机确保工业安全，相信较易实行。
注意力一时疏忽，看似是人类的认知缺失，但换个角度看，倒可以视为人类认知的巨大成就。几百万年前，在非洲大草原上的人类祖先，需要在瞥见移动物体的瞬间，断定是否狮子、豹子之类的吃人猛兽，是否需要拔腿就跑，而不是全面、准确、客观地认识世界；在极短的时间内，根据一鳞半爪的讯息，就要迅速决定如何行动。换句话说，认知是解读而非接收，追求的是效率而非全面、客观。为了作出决定，只需抓取一点点关键资料，而忽略其他。
人到底是理性还是非理性，所做决策是否对自己最有利？就证据而言，幷不是非黑即白，既有仔细思考、权衡利弊的例子，也有卤莽大意而丢失性命的个案。
就学术研究而言，理性抑或非理性都只是假设。采取什么样的假设，主要不是看假设是否绝对符合实际，而是看它能否最有效地帮助我们分析和理解问题。
至于公共政策，则不能直接假设人是理性的。行为经济学对于非理性行为的关注，可以为公共政策带来新的思路。以器官移植为例，世界各国都面对捐赠器官供应短缺问题。虽然德国与奥地利在语言、宗教、历史、经济发展、教育水平各方面都很近似，但德国的器官捐赠登记率只有15%，奥地利却高达90%以上。专家发现，造成这一重大差别的原因，在于德国的系统要求捐赠者填表，声明同意捐赠，亦即自愿捐赠（opt-in）；没采取任何行动的人，等于不愿意捐赠。奥地利的系统则倒转过来，没采取任何行动的人视为“预设默许”（opt-out）捐赠，而不愿意捐赠器官者，则需要填表声明。
科学家的研究表明，在德国、美国这些推行自愿捐赠机制的国家，国民认为器官捐赠道德高尚但成本高昂，好比要决定把遗产的5%甚至50%捐给慈善机构，或相当于绝食抗议这样代价高昂的行为。而在奥地利这种实施预设默许安排的国家，国民认为器官捐赠是件小事，无关道德，有点像让某人在排队时插队，又或缺席孩子的毕业典礼和棒球比赛。
在香港，由此产生的政策建议也就清晰明确：如果希望提升器官捐赠的比率，一个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将现行自愿捐赠的机制，改为预设默许捐赠。
周文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管理及商业策略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五年一月八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