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工经济：一人多职新常态
自八十年代开始持续三十年的超全球化日子一去不复返，发达经济体面临自七十年代来最严峻的通胀压力，中国经济发展也减速，全球低增长年代正式来临。
正如吕大乐教授在《四代香港人》已阐述，上一代香港人赶上了香港经济起飞青云路，累积了不少财富，面对各种全球经济挑战，新一代相对缺乏机会，常感出头无期。香港传统的四大经济支柱，特别是房地产及金融，已发展成熟，香港劳动力市场向上流机会相比以往确实低了。
同时，年轻一代对职业的看法可与上一代不同，着重工作意义及与生活取得平衡，不认为赚钱是头等大事，也不像上一代般期望一份稳定工作做到老。但又同时受许多社交媒体创造者鼓励FIRE（Financial Independence, Retire Early），对高等教育及个人学习的用处产生怀疑。
再加上各地经济及生产力放缓，很多都经历了去工业化，导致中产职位空心化，社会欠缺向上流动的发展空间，并趋向横向发展。未来经济不确性，加上工作模式及工时灵活化，衍生了多工的聘任模式，更多人从事非正规职位，形成零工经济。
疫情加速了零工经济的发展，国际劳工组织研究指出，疫情导致工作场所实施不同程度的封闭措施，安排在家或混合模式工作，全球工时大减之余，员工却更有弹性地选择工作时间及地点。环球经济和贸易链受到冲击，企业因应难以预测供求，难以扩大规模，导致工时不定、放无薪假、停薪留职成为劳动市场的新常态。
相比传统劳动市场，零工经济可制造更广泛更自由的工作，透过互联网，更多人特别是年轻人以自由职业者的方式产生收入。但在经济不景气时，非正规职位往往优先被裁，反映了就业市场处于结构性的转变。根据香港青年协会研究访问，在疫情期间曾遇过就业问题的18至34岁青年占55%，最多青年反映面对「找不到工作」的情况，占22%；「工时减少」及「放无薪假」分别占17.8%及17.5%。
疫情不但加速了零工经济的发展，更推进了平台经济的增长。许多工作在疫情时转向远程工作，让更多工人从事自由职业，甚至同时拥有多项工作。根据欧洲工会研究所研究，17%的欧洲人在过去12个月中为互联网经济工作，而29%曾在某个时候尝试过。这表明了零工和互联网经济的共同发展下，企业许多时要管理身兼多职的员工，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关系疏离了，员工对公司的归属感也下降了，导致管理人力资源成本提高，企业常面对人才荒。
零工经济亦暴露了就业数据不能反映就业市场的问题，当愈来愈多人选择零工经济就业的时候，就业数据仍沿用传统的方法去计算失业及就业不足率，未能反映劳动市场的实际情况。
例如，在疫情期间，西方国家政府通过大量纾困措施及量化宽松政策，造成财富效应，致部分市民缺乏工作意欲。如是者虽然疫情时期非农业就业工作职位下降，但因愿意上班的劳动人口也大幅下降，所以失业率变化不大。但在疫后，西方多间央行收水加息，金融市场动荡，以致部分人的退休大计受影响。更甚者企业瘦身裁员以致减少员工人数，斜杠一族的的「饭碗」更首当其冲，不少市民希望重出正规就业市场工作，此时劳动人口突然大幅上升，导致失业率飙升。
可见如政策制定者只按照传统的失业和就业率制定劳工政策，便会出现误判和滞后效应。旧有的劳动市场统计数据，可误导公共政策的策划，包括教育、人才，以至税收及福利政策。因此，必须重新检视劳动市场统计数据，与时并进。
特首在最新的《施政报告》中，提出「抢人才、抢企业」措施，这是香港过去两年人口下跌及人才流失必须的政策。但政策成效有赖政策能否回应劳工市场新常态。留住人才，要令香港成为宜居、宜业的「家」之余，亦需改革就业、创业、人才及青年政策，配合零工经济新时代就业人口的期望与需求。
传统行业难以吸引新一代入行，如何发展创意工业及增加下一代的创意力，这是未来教育改革应考虑的重要一环。至于科技工业，如笔者一直认为香港有潜力发展的健康科技、农业科技、绿色科技、食品科技和半导体3.0（「五大新兴产业」），不仅需要科技人才，还需要了解该行业的管理及领导人才，进行战略规划。例如，领先半导体企业台积电，用高薪聘请国际关系学人才，协助其处理地缘政治研究，以及对供应链营运有经验的人才，这些需要多种技能如零工经济常用的数码技能，及文化商数（CQ）等。参考以色列，透过创业活动和具有挑战性的研发活动培育出发展全面的年轻人才。接受培训的人才在离开机构后，在各行各业发挥他们的领导作用，提升应用创科发展。
与此同时政府必须与商界更紧密合作，策略性培育年轻人才、装备他们与经济相关，以及以科学研究为基础的能力，以促进本土创新，并确保我们的义务教育、持续教育和行政人员培训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中具有竞争力。笔者建议特区政府可考虑重启「旋转门」，制定恒常制度让政务官到商界、智库、创科和社福界等工种得以获取与时并进的行业知识。
香港作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之一，能吸引全球创新要素、高端人才和企业机构在港汇聚。但大前提是政策制定者，须明白零工经济下的劳动市场新常态，并了解未来多变的劳动力供求情况。
邓希炜教授
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冯国经冯国纶基金经济学教授
林康圣先生
港大经管学院导师、香港经济及商业策略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十六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