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报导

最近，香港記者在大陸採訪，接連發生遇襲事件。先在5月12日，有線電視記者在四川採訪汶川大地震10周年活動時遇襲，種種跡象顯示，這似是維穩分子的行為。接着一個星期之後，Now新聞攝影記者在北京採訪維權律師，尚未正式開始訪問，即與警察發生衝突，記者給武力制服並扣上手銬帶走，簽署了悔過書才獲釋放，而擬接受訪問的謝燕益律師亦同時被捕。從視頻可見，現場其他記者均受到便衣公安驅趕、吆喝。

欠缺新聞自由影響救災

筆者對兩位記者遭受這樣的待遇，深表同情。當天衝突的具體來龍去脈，並非本文的着眼點，筆者關注的是新聞自由和採訪自由的發展。

汶川大地震因豆腐渣工程導致學生傷亡，無疑是一齣悲劇，死傷者家長都是受害者。10年過去，事情真相有沒有水落石出，當時須負責的官員和商人，有沒有受到應得的處分，這些都是老百姓很關心的事情。讓有關消息公諸天下，其實對共產黨的領導一點損害都沒有。至於在北京發生的事件，謝燕益律師與2015年7月9日（所謂「709事件」）一次大規模拘捕維權律師的行動有關，這都是大家很關心而所知甚少的議題。筆者並不預設「709事件」中政府的行動有錯，也不預先假定當天謝律師的說法一定可信。但是，正如共產黨經常強調的「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讓人們了解真相不是更好嗎？

有人說這些都是非常敏感的話題，但是為什麼敏感的話題就不能報道呢？當政府想讓公眾知道一些事情，讓記者去採訪，那不叫新聞自由；只有當政府覺得一些事情若公眾知道了，它會感到尷尬、不舒服，這時候記者能夠採訪而不必受政府阻撓和威脅，那才是新聞自由。這樣的新聞才算得上有價值。

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接受批評能使人們進步，在個人來說是對的，在一個團體來說也應是對的。

這不是簡單的原則問題，還可能牽涉到千千萬萬的生命。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Amartya Sen分析，五十年代後期，印度和中國都發生過自然災害，但印度沒有發生大饑荒，而中國就有多達2000萬到3000萬人餓死！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有沒有新聞自由。印度有新聞自由，旱災發生，各級政府就能及時了解災情，及時調動足夠糧食到災區；反觀中國因為缺乏新聞自由，中央政府並不了解災情的重要性，以致未能及時調動糧食到災區。

中國缺乏新聞自由，與中國人缺乏寬容有莫大關係。什麼是寬容？寬容就是對異見者的接受，承認自己有不足和錯誤的可能性，而那些我們不喜歡聽的言論，則有可能是對的，因此異見者應有合法權利，包括表達的自由。

最近中美貿易衝突，特別由於中興通訊公司在美國的制裁下受到極大衝擊，這令國民突然醒覺到：中國高科技並沒有我們原來想像般強大。我們在原創性技術方面依然極其匱乏，需要急起直追。然而，很難想像一個不寬容的民族，能夠在科技上做出全面突破，因為任何科技以至任何思想，在成為主流之前，都先從小開始，更往往由一些異見者提出。如果不尊重異端意見，一律零寬容，就很難讓它們茁壯成長。筆者亦不相信我們可以人格分裂，在科技領域上充滿懷疑精神、毫無禁區，而在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層面，卻不能稍有懷疑，禁區處處。

馬克思批評書報檢查令

不久前，中國為馬克思（1818年至1883年）誕生200周年紀念大事慶祝，不妨看看他如何評論對新聞自由的限制。1841年普魯士通過出版法，馬克思就撰文（《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諷刺該法案要求言論要「謹慎」和「謙卑」。他在文中稱：「真理像光一樣，是很難謙虛的，需要對誰謙虛？需要對真理自己謙虛呢……還是對虛妄謙虛？」又說：「既然我們不會規定玫瑰花有紫羅蘭的芬芳，為何政府要規定我們的言論必須是這個模式，而不可以是另一模式？」

我們亦可看看馬克思的老拍檔恩格斯（1820年至1895年）的相關意見。今日知道恩格斯的人不多，但他是馬克思的長期合作者，《共產黨宣言》的共同作者；馬克思去世後，他還在馬克思手稿的基礎上出版了《資本論》的第二和第三卷。1894年，恩格斯在一封信中講到，有人問他如何用一句話來解釋社會主義，他這樣回答：「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一個人的自由發展是所有人自由發展的基礎』。」由此可見，筆者強調新聞自由和保障異端的權利，與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想法並無衝突。

取決於尊嚴和公民素質

最近中央通過修改憲章，取消國家正、副主席兩屆任期的限制，同時把原本在憲法序言裏面「中國由共產黨領導」的字眼，載入了正文。共產黨的權力進一步集中，如果我們不覺悟寬容的重要性，則作為異議者的代價就更大，中國人將更加唯唯諾諾，這絕非國家民族之福。筆者認為，未來中國會否變得更自由，歸根究柢取決於對以下兩個考慮的回應：

一、關乎尊嚴的問題。今天我們可以像專家一樣，對美國的President評頭品足，高談闊論，但對自己的President則避重就輕，唯唯諾諾，這不是很諷刺嗎？外國人除了想着賺中國的錢之外，他們還能發現我們什麼優點呢？我們希望下一代有獨立的思想，能夠開天闢地，但我們又能如何樹立榜樣呢？

二、公民素質的問題。我們都在做中國復興之夢，這些夢想要靠怎樣的公民去實現？假若所有公民都習慣靈活走位，謹小慎微，這個國家的發展不過是表面風光。相反，具有獨立精神、自由思想這般素質的公民，才可算是國家棟樑。

趙耀華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一八年五月廿三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