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開宗明義，這個俗得近乎粗鄙又雅得有點詩意的標題，不完全是筆者原創。《狗屁工作理論》（Bullshit Jobs: A Theory）是在2018年出版便迅速竄紅的社會科學書，內容痛斥當下歐美社會衍生出無數可有可無卻又報酬豐厚的狗屁工。作者是已故美國人類學者格雷伯（David Graeber），字裏行間怒氣沖天，不惜用上打手（goon）及幫閒（flunky）這些帶有羞辱性的詞彙。

至於華麗浪費（splendid waste）則出自亨利詹姆士手筆，這位名作家寫道：「人生在世……所作所為，無非華麗浪費」（life… is capable… of nothing but splendid waste）；筆者以此借喻人才浪費現象，比如文學博士畢業生在快餐店當服務生，科研人員跑到物流公司當倉務員。一方面是狗屁工充斥職場，一方面則是大材小用，這雖談不上所謂的資本主義危機，卻反映了現代社會的困窘之處，不僅歐美特有，也是中國經濟和香港社會面臨的現實問題。

格雷伯這本暢銷書中，大的論調並無新意，沿用的還是新舊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批判，強調資本和僱主對勞工的剝削以及人被工作所奴役造成的異化；但其引人注目之處，在於把炮火對準一個被罵為「沒有理想、不問價值、無助社會」卻又高薪優越的社會階層，認為這些人不僅是辛勤工作的普羅大眾的敵人，亦是經濟效率低下的罪魁禍首。按照作者的定義，企業高管、金融精英、政府官員，甚至大學教授等，大都得打進「狗屁工」的行列。這就難免引起爭論，反擊格雷伯者毫不客氣，認為「狗屁工作」的論調無非是誇大其詞的叫囂。

《狗屁工作理論》的批判在社會引起巨大反響，背後有着深層原因，最直接的就是財富分配不均日益加劇，特別是工薪階層的相對貧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迎來黃金30年的經濟增長，勞工生產力與薪酬的增長大致上吻合。但自1980年開始，勞工薪酬逐漸落後於生產力的增長，彼此差距愈來愈大；到2000年以後，儘管生產力持續增長，勞工薪酬反而完全停滯不前，整體工資總額佔國民收入的比重愈來愈低。與此同時，資本家、企業高管、金融法律等專業精英的收入卻連番上漲。在這個背景下，美國爆發「佔領華爾街」社會運動，歐洲各國也湧現種種要求「均貧富」的聲音；中國的民眾相對溫和，但也不時鬧出大廠員工抵制「996」工作制、平凡人家選擇「躺平」的風潮。

2019冠狀病毒病肆虐期間，美國政府採用大水漫灌的財政政策來解決需求危機，企業則紛紛推行遠端工作模式，不料卻引發「反工作」（Antiwork）浪潮。究其原因，一是不用上班也有錢拿；二是疫情下的多艱人生令人反思工作的意義；三是遠端工作提供了上班模式的多樣性。自從疫災爆發，美國出現了「大辭職潮」（The Great Resignation），以致企業人手招聘不足，經濟恢復乏力。直到去年下半年，這場公共衞生危機漸受管控，美國勞工荒才得以稍微緩和，但新的勞資關係卻又應運而生。最近，許多大公司的工人紛紛以反剝削的名義組織工會，向企業要求加薪和增添福利。這將對美國的就業和經濟前景產生深遠的影響。

儘管人工飛漲，美國企業在招聘人才方面還是困難，在中國則呈現相反現象：工人不斷降薪，還是難以找到工作。根據國家教育部2021年年底發布的資料，預計今年內地的高校畢業生人數將再創歷史紀錄，高達1076萬。而繼校外教育培訓機構備受規範之後，整個互聯網行業也迎來寒冬，美團、小紅書、鬥魚、B站等知名網上大平台近期紛紛緊縮，動輒裁員兩三成，其他不少行業也凋敝不興。這樣的就業情況下，誰還有叫罵狗屁工作的底氣？怪不得出現高學歷人才屈尊低就的華麗浪費。去年，北大、清華博士畢業生爭搶中學教師職位的新聞，激發關於人才配置扭曲的熱烈討論；今年，內地頻頻出現名校博士碩士畢業生排隊應聘基層政府職位，高才低就已變成習以為常，不再是新聞了。

內地人才與職位匹配錯位，由諸多因素造成，其中最直接者無疑是綿綿不絕的疫情，加上政府嚴厲的管控措施，造成經濟緊縮，對人才需求劇降。隨着疫情減緩，近期各個地方政府的經濟優惠措施紛紛出台，相信可在短期內緩和矛盾，然而導致人才就業失調的長期因素不容忽視。從供給角度，內地的高等教育界規模龐大，最頂尖部分在過去20年突飛猛進，可惜不少地區性大學還是相當落後，培養出來的所謂高端人才難以從事高端工作，只能低配去爭搶普通的工作。從需求來看，疫情和地緣政治造成一些外國企業撤離中國，加上民營經濟受到一定擠壓，導致市場對人才多樣性的需求不足。

一個勞動力市場出現嚴重錯配，人才泡沫化，很大程度上反映社會創造財富的機會不均。在這個意義上，外國資本、民營經濟的發展不單純是生產效率的問題，而是為市民提供更多創業致富機遇的問題。在一個機會嚴重不均的社會，難免會造成在經濟好的時候，工作就成狗屁，經濟差之際，工作就成華麗浪費。

聚焦香港，薪酬優厚的職位集中在以金融業為主的高端服務業。在貧富懸殊變本加厲的困局下，這個行業免不了被詬病為對實體經濟有害無益的寄生蟲、滿口謊言的老千，甚至有從業者也自嘲在打狗屁工。只是疫情之下，面臨巨大的失業壓力，市民自然沒底氣痛罵狗屁工作。另一方面，香港人素來務實，人才流動性很強，勞動力市場自我調節大致得當，還不至於出現華麗浪費。

值得警惕的是，當前特區經濟面對兩大轉型，一是所謂「脫虛入實」，加大實體經濟特別是高科技產業的比重；二是融入大灣區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直接面向內地市場。由於大轉型仍處於說得多、做得少的階段，所以普羅大眾並未覺得有什麼震盪，一旦轉型進入實質性階段，勞動力市場勢將大洗牌。本地現有人才結構不足以支撐嶄新的經濟結構，人才職位錯配在所難免，造成華麗浪費也就不足為奇。

依筆者管見，香港要在經濟結構的調整過程中減少陣痛，成功升級換代，應當立足於建設一座提供優差的城市。所謂優差，除了待遇可觀之外，還要讓人能夠安心相待，滿懷希望。只要能夠創造出一大批這樣的工作，目前不少經濟難題和社會困境自會迎刃而解。如何建設這樣的香港？這是筆者近期的一個研究課題，歡迎有興趣、有洞見的讀者加入共同討論。

吳延暉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副教授（經濟學、管理及商業策略）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六月十五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