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創意 繁花似錦還是綠肥紅瘦？
筆者兩個月前在本欄撰文〈香江失健筆，本港缺奇才〉，論及香港文藝界花果飄零，創意行業難以振興。一些朋友頗有微詞，責怪筆者沒由來的悲觀。過去兩月，各種藝術節、文化節、展覽會、音樂會接踵而至，乃至五一黃金周前的美食市集、全港戲院日，無不四處人頭湧動，足見本地文藝文化產業活力十足。筆者自問：錯否，錯否？繁花似錦，卻道綠肥紅瘦！
帶着自我反省的心態，筆者求教多位創意行業的資深人士。毫無異議的一點是，過去幾年西九文化區的興建，既滿足市民的文化需求，又讓外地人多了一個前來旅遊甚至落戶的理由，確實給文化產業留下可圈可點的一筆。而其中大多數所認同的是，香港作為亞洲文化藝術珍品的一大交匯地，在歷經疫情的衝擊之後，活力又回來了。最明顯的是3月下旬回歸灣仔會議展覽中心的巴塞爾藝術展，展品豐富高端，觀眾反應熱烈，藏家歡欣踴躍，足見特區在亞洲藝術市場的地位。
另一方面，一些行內人士則向筆者大吐苦水，香港作為一個中國當代藝術渴望與世界接軌的橋頭堡，其創作者卻如履薄冰，舉步維艱。這些年的商業導向以及政策指引，都意圖讓香港跟從藝術與科技互相結合的世界潮流。這對追逐商業利益無可厚非，但在培育本土藝術上卻是徒勞，甚至激發反作用，導致本地藝術家的內在創意始終發揮不出，整個藝術產業後勁不足。
近幾年的藝術節，每每臨近尾聲，賓客已心生疲憊之意，而曲終人散之後，則讓主人心生虛無。內地一些朋友與筆者提起廣州交易會時，也是如此一般的心態。
筆者由此領悟，香港創意產業儘管在消費上繁花似錦，但在生產上卻是綠肥紅瘦。消費聚集，關乎金錢和人氣，生產溢出，則關乎生態和人才。這與科技發展同一道理，大灣區的需求導向型創新模式，比起矽谷生產溢出型的模式，底氣難免不足。
香港經濟走的是需求帶動的道路，但卻又面臨本身市場狹小的困境。一到假期，香港的商家便翹首以待內地遊客到來，當訪客數量不如預期，便心生被拋棄的失落。
儘管筆者不是自幼扎根於此的港人，但聽到「沒有外來客，香港什麼都不是」的晦氣話，不免心酸憤慨。香港如果一味地為需求左右，在供大於求、內捲劇烈的今天，就難逃被輕視的命運。
當務之急是重新打造一枚具有鮮明特色和自我意識的城市名片。中國內地的北京、西安，日本的東京、京都等千年古都，歷史的沉澱賦予它們與眾不同的吸引力。像香港這樣的新興都會，缺乏歷史的錘煉和文化的厚重，只能不斷地挖掘自身的特色和優勢，努力塑造屬於自己的個性。昔日香港作為現代粵語都市文化的締造者，其文化特性自然而然地受到內外認可。
如今，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區域性文化萎縮，雖然香港仍然是粵語文化的鮮明代表，但這一文化印記所能產生的經濟驅動力大打折扣。如果想要借城市名片來撬動文化創意產業，香港不得不另闢蹊徑。
一些人把打造香港城市新名片的希望寄於西九文化區的興起，但就目前看來，無論是視覺文化博物館M+，還是展示國寶級文物的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滿足本地和遊客消費有餘，營造國際聲譽不足。在亞洲金融市場上，香港的主要競爭對手是新加坡，而在藝術市場和創意行業，則必須對標東京和首爾。否則，創意行業作為香港經濟增長點的藍圖，恐怕難以實施到位。
近年有種批評聲音，認為特區政府對創意行業的扶持不夠。筆者以為，這類意見有失偏頗。2009年，曾蔭權政府首次把文化及創意產業列入香港六大優勢產業，同年6月成立的「創意香港」一直是政府的工作重點。
2018年，本港文化和創意產業的增長約1180億元，就業人數約21.7萬。對本地生產總值和就業率的貢獻而言，文創產業在六項優勢產業中首屈一指。新冠疫情期間，創意行業徘徊不前，主要是市場需求萎縮、營運環境變差以及人才流失所造成，跟政府扶持力度關係不大。
希望政府猛力注資發展產業，跟要求派發消費券一樣，本質上是需求管理的思路，只能緩解燃眉之急；尋求長期發展，重心必須轉到供給上。與需求管理的大水漫灌不同，供給管理講求四兩撥千斤，一是借助關鍵資源，引發滾雪球效應，二是創造正面界外效應，形成溢出影響。這兩點都離不開營造開放自由的社會環境，充分釋放民間的力量。
比如藝術品交易一環，在整個文化創意產業的比重僅次於電玩遊戲。根據2021年統計資料，香港藝術品市場佔據全球藝術品交易量的16%，在亞洲獨佔鰲頭。這得益於特區藏富於民，有着豐富的本土藏家，從而吸引大批國際藏家來港。疫情肆虐3年以來，香港的畫廊在本地藏家的支持下不減反增，自發形成的藝術社群也此起彼伏，藝術創造的星星之火綿綿不絕。
說起香港民間的文化精神，筆者不由想起余英時對其師錢穆創辦新亞書院的一段雋永回憶。新亞書院初創，搬入深水埗桂林街，校舍簡陋，環境惡劣。錢先生勞力勞心，一年暑假犯了嚴重的胃潰瘍，一個人孤零零地躺在教室地上養病，對前來看望的余英時說，內心只想讀王陽明的文集；余先生趕緊跑去商務印書館買來一部。這是何等的人文情懷！也是發展文藝創意產業不可或缺的精神。
吳延暉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管理及商業策略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三年五月十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