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ilding a knowledge-based, innovation-driven economy
當前香港經濟可說是內外交困,雪上加霜,面臨無比嚴峻的挑戰。當務之急,自然是保民生,穩就業,支援在困境中求存的中小企業。社會普遍關注的問題是,如何協助經濟擺脫困局走出泥沼?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認清香港經濟隧道盡頭的曙光所在;遠慮不清,近憂難解。只有明確的經濟前路,才有可能對症下藥,回到復甦的軌道。
首先必須明瞭的是,老路回不去了。香港經濟過去所依靠的低技能服務業(如旅遊、零售和餐飲),以及仲介產業(如貿易、物流和地產),不可能重現往日的輝煌。正如筆者曾在本欄為文【註1】指出,本地這些傳統產業,面臨逆全球化趨勢以及去仲介化科技革命的雙重衝擊,增長乏力,已經無法拉動香港經濟。近月冠狀病毒的全球大流行,不僅加重了短期內的經濟困難,更加劇了逆全球化和去仲介化的趨勢。因此,傳統產業更加難以為繼,經濟結構轉型刻不容緩。除了加強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力以外,香港還應着眼於經濟前景所繫的高端專業服務,努力打造醫療、教育、文創等產業,從而發揮和擴大在其中的優勢,並且帶動旅遊和餐飲等其他行業,深化香港的獨特競爭力。
要實現經濟結構轉型,必須先改變經濟模式。香港的傳統產業以低技能高勞動投入為主,就業雖充分,但單位勞動生產效率不高,長期以來,工薪階層收入上升有限。要轉型到以高端專業服務為支柱的經濟結構,就需要建設知識型創新驅動式經濟(knowledge-based, innovation-driven economy)。
以色列在這方面的經驗可供香港借鏡,因為該國和香港人口規模相若,人均GDP也相當,本地市場規模都非常之小。雖然以色列面積比香港大得多,但其天然資源極其有限;儘管如此,他們仍能獨樹一幟,成為全球透過知識型創新驅動經濟的國家。
由Dan Senor和Saul Singer合著在2009年出版的Start-up Nation一書中,揭示了以色列在創新驅動經濟方面的獨到策略和成功因素,引起了世界的廣泛關注。把以色列作為標杆,香港或可從中找到一些有益的啟示。
基於長期以來在教育上投入不足和滯後,本地總體教育水準落後於以色列、日本和韓國。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15年的統計資料,25歲以上年齡組別的人均教育年數,以色列是12.8年,日本和韓國分別是12.5年和12.2年,香港則只有11.6年。大學畢業生在成年人口所佔的比例,香港與以色列的差距更大。
要縮小上述在教育方面的差距必須在教育上增加投入,急起直追,才有希望拉近標杆水準。可惜實際情況恰恰相反,更有呈逐漸擴大的危險趨勢。2016年世界銀行的統計資料顯示,以色列的公共教育支出在GDP中佔比為5.8%,OECD國家的平均佔比是5.1%,而香港則只佔3.3%【註2】。由於其特殊的周邊環境,以色列必須維持足夠的國防開支,年輕人都要在軍隊服役兩年或更長時間。在這樣的條件下,他們的公共教育支出佔GDP比重高出香港幾乎1倍,足見以色列對教育投資的重視,值得特區政府深度反思。
香港顯然是一個高度重視教育的社會,個人和家庭的重視和相關投入,應屬世界領先之列。政府在教育投入上的差距,原因之一也許是仍把高等教育看成是少數精英的特權。教育資助委員會首年學士學位課程學額長期維持在1萬5千,政府資助的副學士學位更少。政府不願增加資助所持的理由,一是本港出生率長期處於低水平,適齡中學畢業生會愈來愈少【註3】;二是符合大學入學要求的中學畢業生也因此相對愈來愈少。但第一個理由解釋牽強,因為需要解決的是當下青年人教育機會的問題。假使未來人口下降導致學額過剩,相信有關當局到時自能把學額適度調低,而不需現在杞人憂天,預早減少學額。第二個理由則源於仍視大學教育為少數精英特權的心態,因而設置過高的入學門檻。
隨着科技與時俱進,自動化機器、人工智能日益普及,大大降低對體力勞動和低技能勞動力的需求,同時不斷提升對高技能、高素質勞動力的需求。順應這樣的時代變化,有些國家如韓國,適齡青年中接近95%都能接受高等教育【註4】。
國際上大量有關大學畢業生收入溢價(college earnings premium)的研究,均顯示大學畢業生的平均工資明顯高於中學畢業生,不同國家的溢價雖然有所不同,但差距比例都在兩位數以上。以終身收入而言,高等教育所帶來的個人收益非常可觀,加上為社會創造的其他價值,大學教育作為人力資本投資及對於社會的整體意義,無疑是高收益、「穩賺不賠」的。
和教育相關的是研究及發展支出,本港在這方面的開支(包括產業部門、政府和大學)只佔GDP的0.8%,實在微不足道。相比之下,以色列的研發支出在GDP中佔比則高達4.6%【註5】。充分的研發投入,加上良好的創新生態系統,奠定了以色列創新國度的基礎。除了美國和中國以外,該國有全球最多在美國納斯特上市的高科技企業;研發人員和高科技人員的比重,以及人均專利數等指標,同樣位列世界前沿;在現代農業、生物醫藥和醫療器械、互聯網、晶片等發展領域,也具競爭優勢。
要建立知識型創新驅動式經濟,香港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既有巨大的差距要彌補,也有眾多的困難要克服。然而要振興香港經濟,再創輝煌,除此以外,已別無他途。
為了推動轉型,筆者謹此提出以下兩點建議,以供有關當局參考。
第一,5年之內加大公共教育支出至佔GDP的5%。在高等教育一環,把首年學士學位課程學額至少提升到2萬個,增加副學士學位的資助學額;如有必要,應適當降低入學門檻。面對當前經濟形勢嚴峻、就業壓力巨大的困境,盡快實施擴大大學教育機會,這是世界各地的普遍做法,也是特區政府應有的舉措。現在社會上對支持高等教育和大學生眾說紛紜,但不管聚焦目前還是長遠,考慮效率或公平,從社會整體的理性角度出發,加大對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投入都是理所當然的。
第二,5年之內加大政府和大學研發支出至佔GDP的1.5%,並且通過資金配對形式及其他鼓勵政策,將產業部門的研發支出提升到GDP的1%左右,以達致本港的總研發支出佔GDP的2.5%水平。雖然與標杆水平仍有顯著差距,但畢竟是朝着正確方向邁出的關鍵一步。
註1:《香港經濟結構轉型之路》,蔡洪濱,信報,2019年11月20日
註2:2016年教育公共開支總額佔GDP的比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研究所
註3:《公帑資助的高等教育》,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2019年1月23日
註4:2017年高等院校入學率(佔總人數的百分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研究所
註5:2017年研發支出(佔GDP的比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研究所
蔡洪濱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院長兼經濟學講座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零年六月十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