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中國出口與香港創新

中國於1979年開始改革開放，此後40年來，實現並保持了長期的經濟高增長（平均每年9.6%）和貿易高增長（平均每年10.9%），如此驚人成績在世界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2013年，中國已成為全球最大的商品出口國。為什麼中國的經濟得以發展迅速？這已經有很多的探討和論述。為什麼中國的出口表現又如此出色？貿易理論和經驗證據提供的答案包括國內經濟改革、減少市場扭曲、提高效率以及貿易自由化等因素。這些因素使國家能夠更好地實現其比較優勢，並促使企業提高生產力和產品品質，從而增加出口。

經濟改革成效

根據多倫多大學朱曉冬教授的一篇工作論文，減少國內市場扭曲對促進經濟增長和國內貿易都很重要。在21世紀初，中國由政策引發的勞動人口流動成本和內部貿易成本甚高。自此之後，政府進行了政策改革和基礎建設投資，大大降低了勞動人口流動和貿易的成本，而全國經濟總生產率亦同時大幅提升。2000至2005年，內地貿易和勞動人口流動成本的降低，以及相關的貿易和勞動人口流動的增長，佔全國勞動生產率增長總量的28%；另一方面，國際貿易成本的降低僅佔增長的8%。這些數據突顯出內部改革對內地經濟增長的重要性，這與視此5年期的增長是「出口主導」的普遍觀點並不符合。

我和我的合作者最近做了一些關於中國出口的研究，發現一些似乎與貿易無關的國內改革，對出口有着重大影響。我們關注的國內改革重點在增值稅的改革。增值稅是全球大約80%國家/地區都採用的一種稅項。1979年，內地4個城市率先對兩種工業產品試行增值稅，自1994年全國實施以來，增值稅一直是中國政府稅收的主要來源。例如2007年，增值稅收入超過15470億元人民幣（約合2200億美元），佔當年中國稅收總額的33.9%。

增值稅一旦採用，企業就會有逃稅的動機。雖然同行業企業的名義增值稅率相同，但各家公司逃避增值稅的能力不同，因此面對不同的實際增值稅稅率。稅務部門徵稅時須檢查和驗證公司的生產成本和銷售收入。以往這種檢查成本很高，政府人員要親身到公司實地檢查，於是偏遠的地方就可免則免。這樣一來，與距離地方稅務局較近的公司相比，距離較遠的公司因很可能得以避過檢查，自然更有動機少報增值稅。

 出口增長助力

2001年，中國啟動「金稅工程」（Golden Tax Project；簡稱GTP），以便稅務機關通過科技而毋須實地檢查、驗證企業的購銷情況。因此，對於所有公司來說，逃稅變得更加困難，跟當地稅務局不同距離的公司也不會有不同的執法機率。換句話說，GTP大大提升對全國公司執行增值稅的力度，特別是那些離各自地方稅務局較遠的公司。

我們的研究通過資料分析後發現，實施GTP之前，較遠的公司支付的實際稅率低於較近的公司；推行GTP後，前者的實際增值稅稅率增幅更大。公司與稅務局的距離增加一個標準差，使公司在GTP後的有效增值稅稅率提高約0.1個百分點。研究結果亦顯示，GTP減少了企業在國內市場的銷售額，但其出口量卻大增。公司與稅務局的距離增加一個標準差，公司的國內銷售額便減少3.6%，而出口則增加10%。由於一家公司與相應地方稅務局之間的平均距離約為2.4個標準差，所以此段期間平均來說，GTP使公司的出口量增加了24%，並對中國整體出口增長貢獻了約7.7%。

上文兩個例子闡釋同一個問題。一個市場出現很多扭曲情況，不單影響該市場，同時影響其他行業的發展。香港存在很多市場扭曲的現象，嚴重窒礙經濟發展；眾所周知，創新是經濟增長的關鍵，但本地缺乏創新，這不能歸咎於教育、政策或市民大眾。事實上，造成目前這種結果的其中一大障礙是高房價。在美國，許多創新都來自一些年輕畢業生在家裏的地下室進行研發試驗，成本當然極低。反觀本地大學畢業生首要考慮是找工作，否則將無法支付一個小型住宅單位的租金。沒有人敢花幾年時間，租個地方去做那些不確定的事情；若能勇往直前，放膽創新，大灣區在這方面也許足以提供解決方案。

年輕一輩可把一些高附加值的部分放在本地，其他大部分工作在內地進行。在香港，有些市場（包括房地產）過度扭曲；內地也有相類情況，例如金融、資訊、人員流動等範疇。若要對症下藥，必須把產業分布在不同領域，盡量減低市場扭曲帶來的負面影響。

丘東曉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副院長兼鍾瀚德基金教授（經濟發展學）

（本文同時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四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