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佔領華爾街到香港社運

近10年來，世界各地大規模社會運動頻生，計有2010年年底中東和北非地區的「阿拉伯之春」、2011年5月西班牙的「憤怒者」運動，以及同年9月美國的「佔領華爾街」運動，香港警務處統計顯示，2010至2015年間本地公眾集會平均每年5千多宗，2016至2018年間則激增至每年超過1萬宗；2010至2018年期間，公眾遊行每年超過1千宗。

自回歸後出現的大型遊行，包括2003年反對為《基本法》第23條立法，參與人數50萬；2014年歷時79天爭取真普選的「佔領中環」運動，人數達120萬；今年6月9日反對修訂《逃犯條例》遊行，民陣報稱參與人數亦超過100萬；6月16日「反送中」遊行提出五大訴求，報稱參與人數甚至達200萬。這些數字足以證明，香港仍然享有高度自治、言論、集會及遊行自由，但亦反映社會問題嚴重。

嶄新社運模式

傳統社運往往由較具規模和成熟的社運組織發起，借助組織領袖的個人魅力，策動群衆行動，管理上層次分明。「反送中」運動則主要是網絡行動，群眾自發參與，跟外地社運模式相類似。美國的「佔領華爾街」運動以橫向式通訊為基礎，把群衆的公共領域最大化。點對點等網絡設施讓參與者和支持者隨時表達不滿，在基層協調政治行動。

在現代通訊技術普及的情況下，社運人士可以在短時間內，快速分享最新的實況信息，因應情況更有效重新部署。

因次按危機引發華爾街銀行信貸爆煲，美國經濟持續惡化，剛畢業的年輕人就業尤其困難，以致民怨沸騰。但 「佔領華爾街」的成員並沒有組織市區騷亂，卻在全國各地以示威遊行和露營佔領方式持續抗爭，同時借助數碼科技與新媒體，宣洩不滿情緒。

參加者來自不同背景，但政治立場每多左傾；沒有正式政黨聯繫，亦無領導人或發言人，形成自由開放式的社運平台，包容性特別強，歡迎任何志同道合者參與，既易於壯大聲勢，更有利抗爭一浪接一浪持續下去，不會因領袖被捕而令抗爭夭折。

美國在2008年經濟衰退開始時，最富有的1％國民集體財富超過其餘99％民眾的總和。經過銀行信貸風暴的洗禮後，企業行政總裁2010年的薪酬平均增幅為36％，但一般家庭的工資則停滯不前，以致財富集中度創下1928年以來的歷史新高，貧富差距也在工業化國家中最懸殊。「佔領」運動於是出師有名，抗爭口號正是「九成九民眾在此！」（We Are the 99%!）。

路線明確有助激發更多飽受「不均」之苦的市民參與，進一步鞏固運動的集體認受性。另一方面，運動卻未有提出較具體的經濟或政治訴求，只有「反對企業霸權」等空泛口號。

香港近日的「反送中」運動，則提出5大具體訴求：完全撤回修例、撤銷把6月12 日集會定性為「暴動」、不檢控及釋放示威者、追究警隊開槍責任及要求特首林鄭月娥下台。執政者若照單全收，則「威權」何在? 示威者訴求不獲全面接納，則表示運動失敗；雙方因無妥協空間而缺乏下台階，以致僵持不下。

資訊科技威力

許多人以為「佔領華爾街」就像「阿拉伯之春」一樣，是一場Facebook 革命。但以美國組織社運的成熟經驗，很可能幕後有一批社運人士在運籌帷幄，參與民眾則一呼百應，在公園和街頭行動。黑客組織Anonymous亦隨即加入，推波助瀾。

佔領行動於2011年7月開始，即被美國主流媒體形容為欠缺社運經驗的年青人的自發行動，其在意識形態和抗爭方式上，跟同年西班牙爆發的「憤怒者」運動極為相似。不排除這兩個運動的參與者透過資訊科技互相啟發、學習。

佔領運動的參加者，都靠先進移動通訊科技而擺脫孤立無援之感，藉此加強對所關心問題的認識，從而集體上街宣洩不滿。通過在新媒體、街頭和營地分享抗爭中的親身經歷，彼此信念一致。例如運動期間，新媒體Tumblr.com通過發佈「九成九民眾在此」博客來鼓吹抗議活動，主題包括失業、失去家園、沉重債務以及政府罔顧民意等，也易於發酵成集體認同感，轉化為強大的抗爭力量。

此外，運動也有賴meetup.com和Foursquare等網絡服務，以及howToOccupy.org和OccupyWallst.org等網站，讓參與民眾深入討論和策劃行動。資訊科技的廣泛應用，某程度上還改變了社運的集體行為，有意參加者隨時可在手機下載有關應用程式，以追蹤遊行時間表、路線等。換言之，共享故事有助民眾了解，個人問題實植根於社會經濟和政治體系中的結構性缺陷；在線活動則便於把集體動機轉化為恒常的上街行動。

香港在運動抗爭使用社交媒體方面，同樣不遑多讓，通訊軟件Telegram及網上連登討論區，以民主方式決定行動，向群眾提供及時資訊，在最近的示威行動中，足見功效。

社會運動的成敗關鍵，除了取決於可動用資源、領導者的才能、周詳策劃及有效管理外，當然還在於媒體及國際的關注。

美國防暴警察對付示威暴徒，往往把示威群眾的部分後路封鎖，前面則呼籲及驅散示威者，然後圍捕。在一次防暴行動中，一名指揮官剛好遇上一群站在行人道上手無寸鐵的婦女。面部遭噴射胡椒噴霧後，她們摔倒地上，痛苦尖叫。有關視頻隨即在網上瘋傳，激起民憤，示威者廣獲同情和支持；加上媒體廣泛報導，當權者形象隨之惡化，管治能力亦大打折扣。警方作為執法部門陷於兩難，既要向當權者問責，亦須避免向示威者使用過份武力，否則容易助長抗爭。

抗爭遍地開花

本地情況如出一轍，警察是維持治安的執法者，本來不應是政治目標，但行動中每多成為示威群眾的洩憤對象，而釀成雙方流血衝突。執法部門一旦淪為政治工具，社會爭鬥只會泥足深陷，國際的關注亦難免令特區政府處理問題時備受掣肘。

2011年9月，「佔領華爾街」運動以形形式式的非暴力佔領行動席捲全美多個城市，首先佔領公園、廣場、聯邦建築物周圍的公共空間。建立這些臨時社區的基本條件，包括食物供應、駐紮營地、基本醫療以及人身安全。若部署長期抗爭，更須從民衆教育和社會文化入手，方可號召本來事不關己的市民也來參與。開放集會參與，讓所有人在決策過程中都有機會發表意見，促進真正的交流，增強社運凝聚力。

如此非暴力「公民抗命」，對美國社會影響之大，也是數十年來前所未有，最後導致7,000多人在122個城市中被捕。在運動剛展開的幾個月內，大多數的佔領據點都被警察強行清拆，參與者於是利用其他渠道繼續抗爭。

香港近期示威活動的聲勢，較「佔領華爾街」有過之而無不及，大型遊行、在立法會大樓外示威及包圍警察總部之後，一連串「光復」行動以及「連儂牆」蔓延至各區，創造出一個公開的群眾運動平台，為抗爭草根化及持續性打下基礎，使政府施政面臨嚴峻挑戰。

綜合以上分析， 物必先腐而後蟲生，引發香港近年社運熱潮的主因是民生、經濟和政治的深層次矛盾，久經長年積累，比導致美國「佔領華爾街」的經濟問題複雜得多。另一方面，資訊科技和社交媒體在各地社會運動中，無疑已被廣泛應用。政府固然可以封網拉人，杜絕反對當權者的言論在社交平台散播，但亦可善加利用，作為深入瞭解民怨的途徑，以防患於未然。
謝國生博士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金融學首席講師、新界鄉議局當然執行委員

（本文同時於二零一九年七月廿四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