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近日筆者與親友以及同事、學生交流，始終離不開兩個問題。一是新冠疫情過後，香港會恢復到疫前那樣嗎？二是這段期間離開香港的人，有多少會回來呢？一波波疫情下來，不少人對未來悲觀了許多，不敢預期明天會更好，但求至少可以回到從前；這種心態大概不是香港人獨有。

所謂時代的一粒灰，落到個人頭上便是一座山。任何社會經受重大波折，生活其中的個人都不免心生惶恐。本地經濟能否迅速恢復到以前的穩健，甚或更上層樓，取決於整體社會的堅韌程度。

一個社會是否堅韌，靠的不是個人的忍耐力和企業的適應力，而是整個社會的協調運作，特區政府的施政對此至關重要。

在經濟學中，韌性（resilience）指的是一個社會在遭受挫折之後，能否快速恢復經濟民生的能力。與此相比，剛強（robustness）指的是在外力衝擊下仍足以保持穩健的能力。

當前國家競逐富強，個人追求財富，經濟強勁增長自然成為社會的首要目標。哪個經濟體能夠咬定青山不放鬆，無論經受多少經濟周期的跌宕起伏，都能堅定不移地追求本地生產總值高增長，便為世之楷模。然而，當新冠疫情之類的巨大天災人禍陡然而至，再穩健的經濟體也給打個七零八落。

危機之下，社會的短板顯露無遺：關鍵民生物資短缺、醫療資源擠兌、中小企業倒閉、低收入者生活艱辛、老弱者缺乏照顧。一個有韌性的社會，在這些問題出現未幾就能加以解決，讓社會迅速回復正常。這種能力比起扛住一時外力衝擊的剛強更加難得。

既然韌性社會如此難能可貴，為什麼不見政府在這方面多加倡導多加建設呢？因為建設韌性並非無本生意，社會需要付出代價。舉個簡單的例子，疫情乍起，禁足令下，市民需要囤積生活必需品。超市商舖要應付突然倍增的需求，就必須儲蓄富餘的庫存，甚至不惜過度囤貨。複雜一點的例子是疫情衝擊下的供應鏈斷裂。許多企業原本所採取精準調配的及時管理（just in time）模式，卻不得不讓位予東拆西借的應急管理（just in case）模式；後者的成本要比前者高得多。

面對百年一遇的公共衞生危機，各種社會問題一觸即發，要照顧好各個範疇，有賴強大的公共財政。香港歷經幾波疫情的洗禮，還能保持經濟穩定，社會秩序井然，民眾安居樂業，跟其根基厚實、特區政府儲備充足不無關係。美國疫情後期經濟強勁復甦，一定程度上得益於美國政府的「直升機撒錢」（helicopter money）政策，維持了需求的韌性，但其中造成的資源浪費卻也無可奈何。

建設韌性社會的另一棘手之處，在於面對市場失靈，政府將如何干預？當社會面臨系統性衝擊，一是不確定性大升，前景莫測，市場難以定價，風險無法分散。二是對醫療、物流之類的需求劇增，但公共產品的供給卻因為價格管制和按需分配的規限而彈性極低，稍微失調便面臨擠兌的風險。三是人人自危之下，稍有風吹草動，少數人的行為便會引發大眾的連鎖反應，出現嚴重的負面界外效應（negative externality）。這種情況下，市場失靈無可避免，政府不得不積極干預。

政府在危機時刻干預經濟，維護社會韌性責無旁貸，但也面臨三大挑戰。一是在現代公民社會，政府不能硬靠強權，而應透過游說的方式來引導公眾行為。如果政府缺乏公信力，就算三令五申要民眾少聚集，不囤貨，勤戴口罩，接種疫苗，也只會言者諄諄，聽者藐藐，政令難以奏效。綜觀北美洲、歐洲乃至亞洲，疫情控制較好、民怨較少的地區，多半政府公信力都較強。筆者以為，特區政府歷來強調執行力，現在應當重點增強公信力。

政府干預的另一問題是政策剛性。得以高效執行的政策往往具備清晰的目標，但是一旦指標化，政策就容易趨於剛性。比如說，抗疫「清零」政策確實有利於全面動員社會資源，並且協調各種措施從而有效管控疫災。然而，當「清零」政策與科學防疫相悖，卻又被定為能上不能下的硬指標，各種經濟民生問題便接踵而來。更糟糕的是，政策剛性往往壓抑市場發揮作用，弱化經濟彈性，問題一旦出現便難以糾正。

政府干預的一大弊端來自政府行為政治化。在英美式的民主國家，政治化往往體現在政府為了討好選民，而制定短期有利但長期有害的政策。依筆者之見，目前美國出現揮之不去的通脹，跟民主黨把政策作為取悅選民的工具不無關係。在以威權體制為主要管治方式的國家，政治化則體現於地方政府對自上而下的指令盲目服從，甚至想方設法去迎合教條主義的政治口號。這樣一來，政治掛帥，不僅導致政策目標單一化，政策執行顧此失彼，而且社會形成政治高壓，抑制自由度和創造力，社會韌性也就無從談起。

必須強調的是，筆者並不認為堅韌與剛強對立相斥，而是認為當兩者出現衝突的時候，退一步保持堅韌比只顧勇往直前更重要。事實上，一個堅韌社會對經濟的長期增長更為有利。這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者Markus Brunnermeier在最近發表的一本著作The Resilient Society中提出的一個主要觀點。他指出經濟增長的泉源來自科技創新，而創新必有風險，一個有韌性的社會能助企業家或創新者渡過難關，以免他們一蹶不振。這樣，韌性社會形成的保護機制，便成為創新型經濟活動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細想一下，這個觀點對香港發展高科技不無啟發。金融行業雖然規模龐大，市場活躍，但存在兩大不可忽視的弱點。其一，香港金融市場同時受到國際金融市場和內地經濟環境的制約，發展被動，韌性不足。其二，本地風險投資缺乏活力，金融業對特區經濟的作用守成有餘，但推動創新力度則嫌不足。因此，香港經濟能否向高科技轉型，很大程度取決於金融業能否增強經濟韌性。

建設一個韌性社會需要諸多條件，包括產業協調發展、社會環境寬鬆、政府增強公信力、市民提高公共意識；這一切都離不開人才。大量經濟學研究證明，人力資本富裕的地方，不僅經濟增長率較高，而且在經濟周期的波動中，也能較快地走出蕭條困境。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日本，其主要城市雖在戰時遭受摧毀，全國上下仍能靠着雄厚的人力資本，從滿目瘡痍中快速實現復興。

聚焦本港，在人才方面正面臨兩大問題。一是近兩年出現人才流失的跡象；二是本地人才青黃不接，年輕一代缺乏新時代所需的知識結構。兩者都是迫於眉睫的問題。然而，從近日報章評論看來，特區政府似對人才問題重視不足，筆者將在本欄另文加以剖析。

吳延暉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副教授（經濟學、管理及商業策略）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